乡村往事优秀散文

　　【搭便车】

天还没亮大队农机站大门外就聚集着一群人，这是想搭便车进城的人们。这年头，进一趟城不容易。搭便车进一趟城能节省两块钱的路费。看在两块钱的份上，想搭便车进城的人就不在少数。跟机手关系密切的，不必担心，机手出门时会去把你叫上，或者到拖拉机前没见到你，会抽一支香烟等一等。能享受这般待遇的，不可能是太多的人呀，绝大多数人只能早早就到农机站大门前等候，动作稍慢，你就赶不上了。

机手一到，大门才打开一半，人们早等不及了，一窝蜂冲进大门，抢救济品似的爬上拖拉机拖斗。经过一番你争我抢，动作迅速的人抢占先机，行动稍缓的人自然就被淘汰出局。跟机手关系密切的那几个人不必抢，机手走过来，向他们点一点头，叫其中两三个上驾驶室。还有三四个呢？机手向正在拖斗上抢占的人群喝斥两声，叫所有人的下来，要是谁不下来，不许搭便车。谁敢不听机手的话，除非你不想搭便车了。等众人下来，机手叫身边那三四个人先上拖斗，然后才叫众人去抢占位置。又经过一番你争我抢，又搭上一身汗，就像一场球赛下来裁判员判罚有误得重新比赛一样，这才又抢占到位置。

拖拉机从镇上的街道嘟嘟嘟驶过，到镇头街口时，机手减速让车子缓慢行驶。机手一边让车子慢下来，一边往街口的小广场张望。那地方，是平时客车旅客上落点。见小广场上聚集着一伙人，看样子也有十几个人，机手踩刹车，让拖拉机停下来。机手并不是每次见到小广场上有人都停车的，要看是什么人。此时，机手非得把车停下来不可了，因为他看到人群前站着老支书。本来，老支书是站在人群中间的，围拢在老支书身边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老支书说话，就像开会时倾听老支书作形势报告一样，只是一听到街道那边传来拖拉机嘟嘟嘟声，大家就习惯地让开道，让老支书的形象十分突出十分鲜明地显现出来。老支书当了十几年的支书，前几年才让贤给年青人接班的。虽然不当支书了，可老支书威望还在，在全大队还是一言九鼎，加上新支书是老支书一手栽培一手提拔的，现在还是对老友书言听计从，礼让三分。支书对老支书都这样，一个机手就更不用说了。机手不但把车停下，还跳下驾驶室，走到老支书跟前，恭恭敬敬地请老支书上驾驶室去。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两三个人，很配合地挤了挤，挤出一个位置来。

老支书瞧了机手一眼，不满意的样子。机手看出来了，赶紧跟老支书说，位置早给他准备好了。老支书又瞧了机手一眼，脸往左边轻轻一扭动，又往右边轻轻一扭动。那意思，机手很快就明白，老支书身边的那些弟兄，可不能不管。这就叫机手犯难了，十几个人，怎么挤上去呢？刚才叫拖斗上的几个人下来，他是有所准备的，要是这里只几个人还好说，十几个人呀，怎么挤也挤不下呀！他用恳求的语气对老支书说，只能再上四五个，再多就挤不下了。老支书一脸的不悦，批评机手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能这样呢？机手说实在挤不下了，就算挤得下，那可是严重超载呀！老支书说，多几个人，超什么载？他们是人，又不是牛！机手哭笑不得地说，等下让农机安全监理员逮住，那麻烦可大了！老支书声色俱厉地说，监理员是从天上来的，他没有亲戚朋友，他的亲戚朋友都不进城？我说你们这些人，还有没有一点群众观念呀？老支书真不愧是老支书，群众观念强，也会发动群众。当拖斗上的群众，还有拖斗下的群众，听到老支书对机手的训斥以后，马上纷纷积极响应，团结起来把机手狠狠地批判一番。见群众把机手骂得狗血淋头，老支书得意地对机手说，群众的呼声，听到了吧！机手哭丧着脸，向老支书哀求说，等下监理员罚的是我，而不是罚群众！老支书拍胸脯说，他要罚叫他来罚我！哼，有那样的监理员，我明天就去跟公社领导讲，叫他滚回家跟牛屁股！

老支书不仅敢于负责，也很实干。他一挥手，拖斗下的群众就像听到号令，步调一致地往拖斗上爬。老支书站到机头牵挂拖斗的拉杆上，叫拖斗上坐着的群众统统站起来，大家用力挤一挤。这就挤出位置来了。你看老支书经验多么丰富，坐着肯定占的地方大呀，大家都站着，这就腾出地方了呀，就能叫几十个群众都能挤上拖斗，一视同仁地搭便车进城了呀！见老支书亲自指挥，机手喉咙里哽着气，却不敢发泄出来。他只能阴着脸，低埋下头，悻悻地跳上驾驶座开动拖拉机。这样，拖拉机的机头上挤着好几个人，拖斗里站着几十个人，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迎着初升的朝霞向县城进军。

进城的是一条砂土路。拖拉机拉着拖斗，拖斗上站着几十个人，一路颠簸。走了几公里，前面是一道陡坡。拖拉机靠近坡底时，机手就使劲踩油门，发动机吼叫着，往坡上冲去。可是到了坡中间，就开始喘气，跟得哮喘病的人跑步似的，挣扎了几下，就冲不上去。拖拉机不得不往后退，一直退到坡底下，才停下来。机手向老支书摊开两手，做出很无奈的样子。老支书没有机手那么消极，他再次发动群众，下去推车。老支书毕竟见多识广，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多，发动群众的能力也是无人能及。拖拉机很快就让群众推到坡顶上来了。把拖拉机推上坡顶，人们又一窝蜂爬上拖斗。

拖拉机又走了几公里，来到一个坡底下。那也是一道又长又陡的坡。这回，不用老支号召群众下来推车了，臂戴红袖章的农机安全监理员好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站在路中间，挥一挥手，把拖拉机拦住了。机手吓了一跳，掉过脸望着老支书，显然把老支书当救星了。老支书沉着地走过去，摆出老资格的架势与监理员交涉。可是，老支书巧舌如簧，唾沫横飞，监督员就回应四个字，统统下来！老支书资格再老，这下子也不管用了。人家这监理员是另一个公社的。这里已经是县城所在的那个公社的地界了。不过，从这里到县城，还有二十几公里。老支书骂骂咧咧回来，给机手使了使眼色，然后叫拖斗上的人下来。接下来，机手驾驶拖拉机在前面慢慢行驶，监理员骑自行车跟在拖拉机屁股后面，老支书带领群众殿后。机手尽量开慢车，慢得跟步行差不多，好几次干脆停下来，让监理员先走。监理员非常谦虚的样子，就是不走到前面去，一直跟在拖拉机屁股后面。机手把拖拉机靠路边停时，监理员也推着自行车到路边的树阴底下歇息。老支书带着群众赶上来，又给机手使眼色，大家就都到路边的树阴底下坐着，看样子是要跟监理员比耐性了。眼看中午到了，就不信监理员能一直饿着肚子守下去。没多久，又一个臂戴红袖章的监理员骑自行车来了。两个监理员交头接耳一番，然后就交班。这回机手和老支书才傻眼。也就在这时候，机手才想起，这天的主要任务是要到县化肥厂拉化肥的。眼下正是田间管理时节，急需化肥呀！他可不管老支书资格有多老，威望有多高，拉化肥要紧，他得赶进城去。至于老支书他们怎么办，他可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不是他无能，是监理员太狡猾了！

机手驾驶拖拉机嘟嘟嘟赶进城去了。老支书只能继续领着群众，在路边耐心等待。当然，他们不是等拖拉机搭便车，而是等返程的客车。监理员告诉他们，要等客车还得往前走几公里，那才有旅客上落点。监理员说的没错，不是旅客上落点，客车是不会随意停车的。老支书并没有向监理员表示谢意，而是瞪了监理员一眼，拍拍屁股往前走去。群众见老支书往前走，也跟着往前走。搭上一身汗，到旅客上落点又等半天，客车来了，却上不了。几十个人呀，不是几个人，人家客车更不允许超载。本来可先上几个，大家面面相觑，又把目光集中到老支书身上，由老支书一锤定音，叫谁先上谁就先上。见老支书不吭声，大家就同甘共苦，继续等着。好几辆过路客车都过去了，没一辆能容纳几十个人的。等着等着，就等到了机手驾驶拖拉机嘟嘟嘟从城里往回走了。拖拉机的拖斗上，装满了一袋袋化肥。时间过得真快啊，此时日头已西斜了。机手把拖拉机靠路边停，走过路这边来，大家就把他围住，显然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这时候，机手能有什么办法呢？机手走到老支书跟前，却见老支书疲倦地坐在树阴下，脸上充满沮丧的神情。

　　【听敌台】

我邻居有一对从小在一起放牛偷果抓鱼打猎长大的伙伴，一个姓林，一个姓高，突然就反目成仇了。成为冤家后，两人势不两立，不共载天，这是想都想得出来的。其实，原本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说起来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上纲上线的话恐怕连人民内部矛盾都谈不上。两人长大后同一天去部队当兵，同一天复员回来。不久，大队需提拔一人去当民兵营长，就在他们俩当中选拔。两人均又红又专，条件相当，有那么点“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大队把两人的情况报到公社，由公社领导拍板定夺。其间，两人并没有抱着任其自然坐观其成的态度，而是主动出击，想尽办法，都想抢占先机。也难怪呢，谁不想当大队干部。林去找公社领导，告密说剿匪那阵子，高的叔叔曾到过匪窝，公开的说法是被胁迫去替匪徒挑担子，其实是有与土匪勾结串通嫌疑。高当然不示弱，也去向公社领导反映，说林的一家并非什么贫农，而应该是地主，只是其父好赌成性，把家产全赌输光时，恰巧碰到解放才侥幸成为贫农。两人礼尚往来，互相揭发检举，那些日就频频往公社去，旁人见状以还以为两人同时提拔，每天都到公社去向领导早请示晚汇报哩。过一段时间，经公社研究，决定任命林为大队民兵营长，高待以后有机会再提拔。以后的机会，那就不知要等到牛年马月了。都是这摊事闹的，要不是这样，原本两个人都是平民百姓，干完地里的活就坐在一起拉拉二胡唱唱歌，或者打打扑克下象棋什么的，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现在呢，两个同一天去当兵，又同一天复员回来的青年，一个当官去了，一个原地踏步，林是春风得意了，高可就嫉愤交加了。公社还没决定由谁当民兵营长之前，两人你争我斗，闹得不亦乐乎，现在尘埃落定，这个心结何以解开呢？

那些年在农村讲究“三转一响”（三转就是自行车轮子转、缝纫机轮子转、手表秒针分针时针转，一响就是半导体收音机响），有这三件东西，那怕只有其中一件，那你就算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了。如果“三转一响”你全有，那不用说，你真是高人一等。我所在的那个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机关单位领国家工资的人不计在内，属于公社社员的，拥有“三转一响”的人家没有几户。

这里有一个麻烦，就是自行车不好买。供销社的`自行车是凭票供应的，不是谁想买就能买的，你有钱也不成。自行车票掌握在公社手里，公社权力大啊！自行车的供应首先要满足公社干部，人家公社干部下乡需要啊。下来就轮到大队干部，人家大小也是干部啊。再下来是小队长和指导员，当时在基层，这也算是第三级干部。然后，才轮到积极分子。何为积极分子？就是根正苗红，八辈子都是贫农，平时多把自家养的猪呀鸡呀卖给国家，有点钱也省吃俭用把积攒的钱往银行里存支持国家建设，这样的人就有得到购买自行车票的可能了。

现在我常听到有人说当年没有特权、人人平等之类的话，听了我就觉得好笑。“五类”家庭在这里暂不提，就说贫农吧，那时候真的绝大多数都是贫农，“三转一响”要梦想成真，那是绝大多数家庭都办不到的。有个别人有点钱，想买一辆自行车，没有票，得通过在城里工作的亲戚帮忙，也就是走后门，才能买到。这样的特权现在没有人计较，这样的不平等现在也没有人计较，人们对这类事的宽容，看来这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吧！

林当民兵营长没多久，自行车买回来了。是一辆“凤凰”牌，安着时髦的双转铃。当时最高档的自行车就是“凤凰”和“永久”两种牌子，相当于如今的“奔驰”、“宝马”轿车。单转铃跟双转铃有什么区别呢？单转铃比较老土，按一下响两面声，声音粗，双转铃就不同，按一下它能连续响好几声，带有点现代化在意思，声音清脆悦耳。林骑着新买的自行车从高家门前过，一按那双转铃，“叮铃铃铃”一串脆响，引来众人羡慕的眼光。高眼里没有羡慕，而只有嫉妒。争当民兵营长，高输给林一着，不能老让林占上风。高就想着，怎么办一件出彩的事，在林面前显摆一下，也让旁人瞧瞧，老子姓高的并非总是矮人三寸。买辆自行车，这高办不到，你不是大队干部，公社不可能把票发给你，有钱也只能放在腰包里攒着。买手表是不需要票的，那年头买手表的人也没几个，可手表这玩艺不显眼，没法跟自行车一比高下。买缝纫机嘛，是大家伙没错，可只能放在家里，谁为了炫耀还能老是把缝纫机搬到家门口来让人参观呢？想来想去，高就想买一部半导体收音机。这家伙虽小个，钱也没自行车多，更不需公社发票，可它发出的声音可不小，起码不会比自行车的铃声小。于是，高就买了一部半导体收音机。

那年头，出门挎只收音机，走到哪响到哪，那无疑是一件是很时髦的事。不过，有收音机也有个麻烦，经常被大队、公社叫去开会，上面三令五申，就是不许偷听敌台广播，要是发现谁胆大包天敢偷听敌台广播，轻则没收收音机，重则写悔过书到处张贴，再严重一点，比如偷听了敌台还替敌人传播谣言，那你就准备等着民兵上门来抓去游斗，家庭出身不好者，把你送去劳改农场强迫劳动改造几年那就算你倒霉了。有一段时间，为了防止有人偷听敌台，还禁止用耳机。高不偷听敌台，我台他收听都还来不及，干么去偷听敌台呢？他买收音机是为了什么，就是显摆，偷听敌台得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还得把音量调到最小最小，他才不干这傻事，几十块钱买来的家伙呀！可是，林揭发高偷听敌台，说高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躲在被窝里偷听敌台。这事闹到公社，高光明磊落，丝毫不惧怕，叫林拿出证据来。林哑口无言，他说他是看到听到，却没证据。事情如果这样完了，那就不好玩了，好玩的是事情远还未完。

林要是不说什么偷听敌台的事，高并没想到要偷听敌台，林一闹这事，高倒是想入非非。敌台什么东西，搞得那么神秘，难道偷听一下能触电似的马上死人吗？他就偷听了一回，试试那是什么玩艺。就一次，被林逮了个正着。这回，林带着几个弟兄，属于那种钢哥们，比铁硬的那种。证据确凿，高想赖也赖不掉，被公社领导训斥了一顿，让林把他的收音机没收，说以后确有悔改表现再还给他。

故事讲到这里也还没有完。精彩的情节还在后面。林把高的收音机没收，原本是锁在大队的档案柜里的，那是罪证呀。可林也想听收音机，在办公室听了还不过瘾，偷偷拿回家听。把收音机拿回家听，那可就得很保密，跟偷听敌台一样，只能躲在被窝里听，还必须把音量调到最小。没想到，听了也才是一支烟的工夫，高就带着一伙人破门而入，也把林逮了个正着。这回林是双重罪，一是擅自把作为罪证的东西拿回家，二是偷听敌台。他只承认前一项，不承认后一项。可你要不是偷听敌台，为什么躲在被窝里偷偷听呢？林有口难辩。民兵营长没当多久，被撤掉了。有人提议由高接任，有人提出异议，高不久前才犯了偷听敌台的错误，这样的人怎么能重用？还是另选他人。

不久，林和高又开始来往。又不久，两人又和好如初。高还经常把收音机借给林听，林也问高，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的电台怎么调能收到，高就教他这样调那样调。当然，高也没忘了吩咐林，晚上过十二点钟再收听，那时人们都睡着了，躲在被窝里收听，声音又很小，不会有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