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色散文

走进机关大院，第一眼就看见，我原来效命的大楼被染成深灰色。楼体原来是传统的白色，也一直认为墙壁美容应该用白色，没想竟涂成这样的深灰，既觉得新鲜，又感到别扭。在我的审美中，灰色实在不是让人喜欢的颜色，老觉得它色调黯然，活像六月连阴雨时的天空，阴郁，隐晦，悲凉，压抑。可看了一会，又觉得倒也凝重，深沉，含蓄，大气，很符合这座大楼的内部气质，也就模棱两可地接受了。其实接受不接受都是多余的，有权对楼体决定使用什么颜色的人，压根就不在乎什么人接受与不接受，除非是他们的上级有何微词。

曾经在太行山断裂层地带的风景区王莽岭，看画家画山水油画。他们在诸多颜色的油彩调盘里，抹点这个色，再抹点那个色，在一块调和了，就在画板上活鲜鲜画出层次感极强的山峰、悬崖、深峡、河流、树木、花草、蓝天、白云及其他附着物。我觉得他们特了不起，是颜色的魔术师，不仅能调出理想的颜色画出外在的东西，还能画出心魂的向度，情感的颜色。而我，对颜色调和的知识却知之甚少，唯独知道，灰色是黑与白色混合而成的“中间色”。这种颜色，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二者相倚相托，又相拒相斥，属典型的二律背反，却又融洽得浑然天成，再也不可能剥离开来。

眼睛粘在楼体的灰色上乱想着，一下联想到自己。我不也是黑白混合的一抹“中间色”的灰色吗，既体现着黑，又体现着白；既体现不出黑，也体现不出白。这种黑白不分的不伦不类，如果让我老家村里的人来解释，会搬出一种非常尴尬的性别来做比喻，就是那种半男半女、不男不女的两性人，也叫阴阳人，他们将之称为“二圪疑”。天下没有比“二圪疑”更倒霉的性别了，注定“中间色”的人也是一个倒霉蛋。

我有两个颇有点“二圪疑”的身份。第一个身份虽是早年间的，却根深蒂固地延续至今。这个身份是农民，或者叫乡下人。第二个身份是进化来的，叫做职工。在村里人眼中，还要更光彩一些，既在城里工作，又在城里安了家，当然就是城里人；我曾经的工作单位属于权力中心部门，势必就是干部的身份。可怪就怪在这里，村里人是这样看我，城里的好多人却依然把我当农民看，不管我在城里混了多久，也不管我进行了怎样的改造和改变，他们依然把我当农民看。这种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和职工（干部）的难以廓清，不是“二圪疑”的“中间色”是什么？

既然村里人与城里人都不认同我，就常常使自己处于被双向排斥与剥离的尴尬之中。

回到老家村里，很容易就感觉出来，那些原来和我一起在黄土地欺负土坷垃的乡邻，见到我虽然还是喊我的乳名，却明显地客气起来，满脸堆笑的寒暄标志着礼数，也意味着疏远，有的甚至显露出拘谨，手脚不知该往哪里放。在他们眼里，我和他们已经不是一回事，不是一路人，只是偶尔回乡的一个过客。更让我的心隐隐作痛的是，我在村里劳动时的那些气声相通、无话不说的伙伴，一声“哟外，在外干部回来了”的调侃，便划出我同他们之间的界限。掏香烟散给他们，竟也推让着客套起来。他们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同我依偎在避风的石坎下，几个人头碰头，脸贴脸，几只手围笼成一个挡风的圈，划火柴把谁弄来的一根香烟点着，你抢过去抽一口，我夺过来抽一口，谁也没过足瘾，却谁也抽得美滋滋的。还有，村里人到县城来找我帮忙办点事，会挠着头皮不好意思张口，或者嘴里磕磕绊绊，费力寻找合适的措辞。这在以前，根本不会这样。有道是熟不拘礼，拘礼了，就是生分、见外了，中间就有了一堵墙壁隔着一样的疏远与隔膜。

村里人对我的态度，尚能理解。他们是在抬举我，把我看做比他们高一个级别和档次的人。至于城里人怎么看我，倒不是十分在意。我本来就不否认自己农村的来路与农民的出身，也确认为自己很本色、很土，土得骨头缝里都掉渣。也从来没想过靠时髦的服装、发型、眼镜什么的东西，来掩饰一身的土气，打扮成一个城里人的模样。我就是我，是黄土里走出的我，是曾经是农民的我，农民是我的根底，黄土是我的本分。这绝对不是什么丢人事。好多人不也这样说吗，“上推三代，我们都是农村人”，“农村，是我们的祖籍，是灵魂的故乡，精神的家园”。

可没想到，有些时候还会因场合的原因或者公然的歧视而受不了。记得第一次去市里开会，与一群上级单位的人共进午餐，那些人好舍得夸人，嘴上都像抹了蜜。并不住地给我夹这样那样的菜，好像我是连筷子都不会用的孩童，需要特别关照。平时也觉自己是个伶牙俐齿的人，应酬一般的场合绰绰有余。可在这里，一下变得拙嘴笨舌，上下嘴片像上了把锁，说不出像他们那样的热得烫人、甜得发腻的客套话来。相形见绌之下，非常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老土的原形。还可以证明这点的是，人家夹给我的一些名菜，如蟹腿、蚌什么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便不敢轻举妄动，偷偷观察他们是如何操作的，然后才依葫芦画瓢去食用，生怕闹出他们茶余饭后的笑料来。晚上去一位老乡家里，本来想放纵一下拘束了一天的身心，可一进门，换了拖鞋的主人就给了一个提示，让在脚上套塑料薄膜。当两只脚轮替在有机械驱动的方盒里套上塑膜，看着白花花的两只脚，尽管理解主人是在讲究卫生，可一下就拘谨起来，觉得脚被囚禁了，心也被囚禁了，强烈地感到一种被排斥的力量与难以融入的游离。于是心里很清楚，这些细节，真实地显示着城里人与我这个土著的区别与距离。

更有，一些人对我身份的小看甚至是鄙夷，是公开化的。一个看头像相貌堂堂的人溜达进我的博客，看我写的东西多是农村题材的，竟留言说，“又一个土鳖”。激愤之下，用纯粹的农民方式回敬了他。还有一次，到南方出差，在上海火车站买好了票，因客流量大，离登车两小时方准进入候车室，而我距登车的时间还有四小时。我有个臭毛病，中午必须小睡一会，否则会一下午打不起精神来。说起来也是脱离了农民身份后养坏的'脾气，身上有了骄娇二气。可是在遍地候车民工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才在一家站内商店门旁的基坎上坐下来。因坐的人多，只挤下半个屁股，另一半屁股闪在门这边。正胳膊压膝盖、额头压胳膊梦游西湖间，背上啪啪啪挨了几下。激灵灵醒来时看见，一个怒气冲冲的男子挥舞着卷成筒状的杂志（打我的凶器），对我大呼小叫，说我半个屁股挡住了门面，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当意识恢复至正常，终于想明白，本来北京人看全国都是老百姓，广州人看全国都是穷光蛋，上海人看全国都是乡巴佬，何况我衣着平常，旅行包土气，又混在民工堆里，不被当成进城打工的民工才怪，所以才敢对我人身侵犯。虽然，经过一番积极交涉，迫使他向我道了歉，给自己挽回了尊严，可我还是替天下民工悲哀，替天下农民悲哀，也替我这个“中间色”的身份悲哀。

在一些城里人心目中，农民、乡下人，永远同土气、没文化、没见识、没素质、愚昧、固执、粗野、低俗等联系在一起，将他们直贬直损为“土鳖”、“土老帽”。包括赵本山、黄宏、宋丹丹等上演的小品，都热衷于在农民身上找笑点，挖空心思幽他们一默，不论是农民式的颟顸，还是农民式的狡黠，都极度予以夸张，给城里人奉上年节爆笑的礼物。当然，也是送给农民的礼年，让他们自己看自己的笑话。

第一次知道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区别，是小时候听人讲的一个笑料段子。笑话说，乡下人进了城，急于解大手而如厕。那时的茅房还是蹲坑式，多梁，可同时蹲下好几个人。乡下人刚蹲下，进来一个城里人，紧挨乡下人蹲下来。乡下人解完了手，却发现没带手纸（事实上也没带手纸的习惯），可面对城里人，无法采取其他措施，只好蹲着等城里人走后再行处理。城里人偏偏看出乡下人的窘境，早听说乡下人习惯用土坷垃擦屁股，便想一看究竟。乡下人看出城里人的意图，心里说，想看我笑话，门都没有，咱看看谁能怄过谁。城里人也看出乡下人的意思，心说我非看看你是怎么用土坷垃擦屁股的。于是两个人暗暗较上了劲。这时城里人相跟的伴等急了，在茅厕外喊咋还没完事，城里人大声回答说，远远没完呢，你回去告诉我那口，给我送干粮来，我恐怕要耽误很长时间。恰好乡下人相跟的伴也着急地在外喊完了没有，乡下人用更大的嗓门回答说，刚开了个头，你先回吧，告诉孩他娘，我回去恐怕到猴年马月了，实在等不及，该离婚就离婚吧。城里人傻眼了，悻悻离去。笑话很为乡下人长志气，可是我却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这种笑话的出现，本身就将乡下人设置在地位、等级的底部，面对城里人非善意的挑衅，只是被动做出了抵抗。本笑料的作者，虽然有明显倾向性，给了乡下人足够的魄力，让其拽了一把，可乡下人最终摆不脱处于被动与尴尬地位的这一实质。

由此，对灰色这种“中间色”有了一种特殊的敏感，一旦遇到就会呆呆地看一会。可怎么看也充满了贬义，如骂人是“灰鬼”，如说心情沮丧、情绪低落是“灰心”，即便高知识修养的人对不确定性的理论学说，也称之为“灰色理论”。

然而，非常糟糕的是，不是村里人、城里人认同不认同我的问题，而是我已经将自己格式化，既返不回真正的农民去，也进化不成地道的城里人，只能停留在中间地带，做一个“中间色”的人，永远不能具有非此即彼的纯粹性。

从此，我经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我在一个村子里沤麻池一样的池塘里游泳。那水是灰色的，稠腻腻的，稠得粘住我的胳膊粘住我的腿，胳膊与腿越粘越厚，越粘越厚，终于手不能划，腿不能蹬，无可奈何向池底沉下去。濒死的恐惧，每次都使我于大汗淋漓中醒来。直到有一天，我忽然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才再也不做这个梦了。

那是我又一次进到我曾经供职的楼里，发现我以前相处的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那些中高级的头头们，都是和我一样的根底，属于农民子弟，最少，他们的童年是在村中里度过。直到现在，他们的父母仍在村中里作务庄稼。即使为养老被他们接来住在一块，可每天埋怨东埋怨西，十二分的不习惯。我由此及彼联想到，即使大城市又怎么样，农民子弟也多得像牛毛。作为世界上排首位的农业大国，盛产的当然是农民子弟，只要允许人口流动，他们就有机会涌进城市。特别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农民大批大批地杀入城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民进城潮。在这种人口大流动、大融汇中，农村人被大量地挖了墙角，城里人被等量地掺了沙子。二者之间，到底会谁影响了谁，谁会同化了谁，不得而知。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像我这样的“中间色”的人，已经在各个城市可劲地蔓延起来，既像井冈山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又像克里姆林宫中心开花的一声炮响。

在一文学论坛，与在深圳打工的一位文友结为挚友。一次，在讨论一篇打工者文章时，他突然情绪激动地说，别一说打工的人就以为他们是苦难的对象与象征，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打工者我最有发言权。打工者是苦了点累了点，初来乍到时也确实难了点，可只要坚持下来扎下了根，学到的知识、技术不少，赚到的钱也不少。他们再不是土头巴脑脏兮兮的形象，变得有了港气，好多人还变成了老板，或者企业的中、低管理人员，即使普通民工，地位一点也不比当地人低，请尊重这一事实。他的话，可能有较强地域性，仅限于他所在的深圳、广州一带，不能代表全国各地所有的农民工，但最少在他那里是这样。我也早已听闻，市场经济开始后不久，广州人便这样吓唬孩子：“再不好好学习，把你送进机关当干部去！”这足以说明在当地干部与农民地位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了的农民，都有了“中间色”的特征。

于是，对前路如何走，更打定了主意。农民有愚昧、无知、落后的一面，也有勤劳、纯朴、厚道、可爱的一面；城里人有知性、涵养、聪慧的一面，也有虚伪、狡诈、冷漠的一面。我尽可能择两者之长兼收并蓄，就做一个“中间色”的我。这或许是我走向自我完善的一条很不错的路子。

原来，“中间色”也是很重要的颜色，中间的道路也很宽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