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旧事散文

今天是中伏的第十天，今年闰六月，伏天比往年多了十天。清晨打开房门，涌进来的热气比往日弱多了。物极必反，逆袭的北风吹了一天一夜，总算把高温压下来了，早晚明显地不那么热了。能缓和一天算一天吧，气温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蹿上去了，入秋还早着呢！

今夏反常，进伏以来一天比一天热，一直不见调节气温的台风带来的雨水，热得人沒有喘息的机会。从沿海登陆吹过来的台风“纳沙”和“海棠”，一日一望，总算盼来了。前几天《楚天都市报》头版的位置上醒目、火红、刺眼的大字——41℃！提醒市民防热避暑，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印象中，天气预报极少播40℃，谨慎的媒体更不会大肆渲染。老天爷连续发威了半个多月，幸好有空调，无事外出时，可以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不然的话，热得很难受的。近一段时间，微群上、电话里、见面时，人们谈得得最多的话题是天气——厌烦之声、抱怨之声、粗口之声不绝于耳，好像受了老天爷多大的委曲似的。今天最高温度回落了几度，气浪不么那烤人了。我推开窗户，望着如林的高楼、如甲壳虫般的车流，一点也感觉不到夏日的情趣。倒是高树上的蝉一阵一阵的噪鸣声，和儿时是一样的，这勾起了我的回忆，想起了半个世纪前的老街——老汉口火车站旁的天声街的夏天。

那时，一般的家庭是沒有电扇的，更不用说冰箱、空调了，都靠扇子打发夏日，有童谣为证：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然是朋友，你热我也热。破旧的扇子上，歪歪斜斜的笔迹，幼稚得可笑。虽是调侃的玩笑，这也说明火炉武汉的夏天，须臾是离不开扇子的。和现在不同的是，旧时老街火热的天气，虽说给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更多的是：夏时的物候给人们带来了活泼和快乐；消暑纳凉带来了情趣和愜意。儿时的夏天是那么迷人，那么令人神往！过去的时光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凌晨四点，沉寂了一夜的天声街，被“哐当哐当”的金属撞击声打破了宁静。装有四个轴承自制的手推车，从我的床边缓缓滾过，碾碎了美梦。这是去老汉口火车站卖洗脸水、茶水的早行人，从公安街那边过来的。尽管车行缓慢，但白铁桶、搪瓷脸盆、铝合金的烧水壸，是很难不碰出响声的。我舅舅家也是做这个事的，此时大表弟正在帮着大人拿东西装车，他进进出出时还有点迷迷糊糊的。小孩子瞌睡多，沒睡足。他们和这些过客一样，要赶往火车站，去迎接即将到站的第一趟旅客列车；这也意味着老街新的一天要开始了。这拨人一过完，街面上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黎明前的清风，轻轻地拂过木板床、竹床、躺椅阵，沐浴着身裏薄被单露宿街头的人。那沁人心脾的凉爽，湿润微甜的空气，好舒服哟。

那个年代的人向往当工人，宁可在街办的小工厂做临时工，也不愿干点小买卖什么的，更不要说在大街上卖洗脸水这样丢人现眼的事。我舅舅不在乎这个，尽管他是武汉装卸四站的副站长，舅妈也是小板箱厂的厂长。早上利用空闲时间，赚点外快，有什么不好呢？何况他家喂养鸽子，有额外的花销。那时，舅舅天天从公司把《长江日报》带回家里看(一年一次的年关前除尘布新糊木板、芦蓆墙的报纸，从来不用买的)，国家的政策理应知道。他肯定分得清什么是投机倒把，什么是违反党纪国法。再说他曾在经济上犯过错，不会不记得的。

那是六七年前一九六〇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一件不光彩的事。那年，家里不知是从市郊菜农谌家矾的大伯家，还是从谌家矾前面的五通口舅妈的娘家，或者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弄来几个鼓状的老南瓜。我爸妈和舅舅、舅妈不知如何是好，悄悄地合计了几天，最终决定熬南瓜汤去卖。四个解放后入党的积极分子，其中三个还是干部，竟然作出了不应该的选择，犯了低级错误。

我隐约记得，他们是在火车站那边过来的天声街口，不声不响声地蹲在那儿偷偷地卖。看样子有点拿不准对错，心里不踏实。我妈大办钢铁时，曾在汉景村(紧挨着武汉十六女中)的小巷子里的土高炉炼过钢，是铁姑娘战斗队的队长；后来当上了大华电机厂的书记；曾是武汉市的标兵；附近的街坊一般都认识她。他们在路边摆个煨汤的大吊罐，小方桌上一碗一碗的南瓜汤，可能被路过的眼熟人瞧见了，向政府的人报告了，引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好在处理的结果还不算太糟糕，摊子沒收了，又挨了严重的批评。

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度难关的日子，他们居然忘记了旧社会的穷生活，把可充粮的瓜果拿出去做生意赚钱，走资本主义的路，是忘了老本，连普通群众的觉悟都不如。这事幸好沒有影响到我妈的政治前途，但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所以，摆摊设点卖洗脸水这样的事，舅舅肯定反复掂量过，他不会再跌跤的。他和舅妈每天都会帮忙赶头趟火车，忙过了那一阵后就去上班，这儿主要靠大表弟他们几兄妹打理。

站前卖洗脸水的有十几家，都在路边。有的把脸盆搁在凳面稍宽一点的长条凳子上，弯腰即可洗；有的索性把脸盆放在地上，须蹲着洗。舅舅家是新“贩子”(新入行的)，阵势不大：地摊上七八个大小脸盆一溜排开，盆中寸许的水，半条毛巾浸在水中、半条毛巾吊在盆沿外。“洗脸，洗脸啊……”表弟他们和卖洗脸水的人一样，向从出站口涌出来的人群叫喊着揽客。净水洗脸，是沒有香肥皂的；小盆三分，大盆五分，这个不用吆喝的，随问随答。和二分钱一杯(大玻璃杯)的清热解暑的花红茶比起来，价钱说得过去，一般沒人还价的。挤出站口的旅客，特别是有公干的，慌着洗尘——那浅浅的水，有人试图添加一瓢半瓢的，讨不到的——水是不值钱，但提水很累，将就一点吧！出门在外的人，也不怎么挑剔，随便擦把脸了事。一般的旅客讲体面整洁的人少，不太顾及面子的人多，舍不得掏几个硬币的。也难怪，那时三分钱可以买一支冰棒，五分钱可以买一支美的牌雪糕。所以，生意只能算马马虎虎，不足以惹人眼红的。

再说，这抛头露脸的活计，尽管可以赚几个小钱来贴补家用，但绝大多数的人家是不会动心的。那时沾上这样的事，工人老大哥的面子上是不大好看的。况且购物凭票，粮油、火柴、布匹、豆腐干子等等，多着呢！挣几个钱又能怎么样呢？舅舅家就不一样了，且不说大小六个孩子的花销，就鸽子的繁殖，一年可以孵五窝，用于谷子、麦子、黄豆、玉米、高梁等鸽食(花钱买得到，不与人争粮的)的钱，那也是一笔不算小的开支。另外，表弟也会自留一点私蓄，手头上活泛一点，租看小人书(连环画)什么的方便多了。他租回的小人书，左邻右舍的小朋友都可以借，沒少沾光。

记得公安街有一家十来平米临街的小人书店，门槛(大门是一块一块可以放上取下的门板)，抬抬脚方可跨进去。三面沿墙边靠着的书架，摆放着满滿的书，有点小规模。小店的主人四五十岁，是一个戴着一副老式黑边的圆框眼镜、白白净净的瘦高个男人；他微屈着身子和小孩说话，蛮和气。房子中间几排低矮窄长的条凳，可容纳十几个小学生坐着看书。这儿的小人书分三类：二分一本不厚不薄的多，我一般挑这类书看；一分的稍薄，三分的`稍厚，一般不看的，不划算；分上下集的少有，价钱按厚薄付。小时候，老街的小朋友习惯把小人书叫“娃娃书”，且都喜欢看；上面有图画，识字多少是沒有什么关系的。小孩零花钱少，看书时偶尔与邻座的小朋友偷偷地交換着看，心里好慌的。有时被店主人瞧见了，他像旧时的帐房先生一样，兀地低下头向上斜瞄一眼，不说话，表示提醒的意思，孩子们不敢了。

大表弟卖洗脸水以后，他的小钱夹(多为用纸折叠的)鼓起来了。他出手阔绰了，走路也神气了，再也不用去小书店呆着，而是把书租回家看。租期一般为二十四小时，他一般上午十时左右，卖完洗脸水回家后去还书。回来时，又抱着新书；一般不会少于十本。打这以后，我不再光顾公安街的小书店了，而是从如寿里那边的出口，穿过不长的海寿街，去生产美的牌雪糕的冷饮店隔壁的巷子口看书。这儿是过道，两边各有一排书架，矮脚长条凳紧挨着，不影响过路的人。书不多，但前苏联反间谍的多。我稍大一点看这方面的小说，且多为繁体竖字，与在这里受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这些小人书，想必是中苏密月时出版的。记得发小海舟曾拿着读小学的姐姐写给苏联小朋友的信给我们看。还有车站路百货商店对角有名的卓娅副食品商店，是不是那时改的名字，我就不知道了。卓娅店子正对面是新华书店，至今还在；店堂新辟了一块地方配眼镜，过去是沒有的。我有个高中同学的妈妈，以前在这儿上班。她小时候常去公安街的外婆家，返家时从天声街路过，来这儿蹭书看；她自己说的。我也去新华书店翻看过小说，那是读初中的时候，是后来的事。

盛夏正值暑假，不用上学，懒床大人是不会催起床的。早晨干净清爽的凉风，吹在身上舒服极了！当我睁开眼时，太阳越过了隔壁清明叔叔的房顶，马上要照射到木床上了。这时，挎着竹篮买菜回家的外祖母早已在床边多时了——她坐在小板凳上分拣菜叶、菜梗、剥毛豆什么的。“起床了，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只有这个时候，外祖母才叫我们。很多时候，我是被早上人们打招呼的声音吵醒的。汉口人客气，一大早见了面：“过早了冇？”一天三顿饭都这样：“吃了冇？”“有便(bian)，有便(客气的意思)。”边走边回答。小孩子弄不明白，但知道是讲客气，于是，长大了都这么打招呼，这也算传承吧！随着旧城区改造，老街消失了，其市井习俗也烟消云散了。

我每天爬起来时，街上的大人都上班去了。各家的老人和孩子把露宿过夜的东西撤回家去，到了下午五时以后又搬出来，天天这样。每天这样弄进弄出很麻烦，但我们都觉得好玩，不这样还叫什么夏天吗？下午四时，太阳从小学校二楼的教室落下去了。闲赋在家的人，陆续走上街头，为夜宿做准备。太阳晒了一天的地面，热气烘人。搪瓷脸盆、木盆、白铁桶，能盛水的东西都用上了，向街面上洒水、浇水、泼水。蒸发的雾汽，带着热气缓缓向空中扩散。小朋友是不会错过任何玩耍的机会的。小男孩粗野一些，远远地互相往身上浇水取乐。小女孩文静，不参与的；实在想凑热闹的，顶多是向邻里小哥哥讨要一支自制的水枪(用小锯锯一截竹筒，一边竹节钻一个小眼，另一边竹节击穿；再用一头缠着破布的筷子当活塞推杆)，对着干燥的地方喷射，或者对着小学的院墙击水。四五年级的小男孩，是不玩这个的，此时，他们正在一边做着大人吩咐过的家务事，一边盘算着怎么过关：在江边湖里玩过水的，用手指轻轻地在大腿上一划，一道白色的印迹显出来了——这是家长监督孩子不下水的检验手段。是不是这么回事，谁也说不准。反正大人上班前这么吓唬，孩子们也这么防着。很多时候，家长并沒有检查，但去上班时会甩出几句狠话：“在家好好做功课，别去玩水，我回来要检查的。”一般的家长沒什么文化，显然不是说作业，而是说玩水的事。

夏天的老街，白天是很少有人的，最有生气的时候是黄昏。大人回来时，家中有十几岁孩子的，饭菜都做好了，也有饭菜端上了桌，等着大人回家开饭的。天热，在门口或者街上吃饭的人家多。计划经济年代，饭菜都差不多：稀饭是少不了的，干饭也有。过去做饭是先煮半熟，用筲箕滤干；米汤熬粥，干饭再蒸熟(一粒一粒的，用雪里红的醃菜炒油盐饭好吃)。炒菜也就三四样，另加一盘咸菜。邻里日子宽松一点的是清明叔叔家。女主人环娘娘(儿时都这么喊)、斋公太(奶奶)及一儿一女早早地吃完了饭，下了桌，他一个人还在慢慢地喝酒。孩子多的人家，草草吃罢了饭，收拾碗具后，女人们忙孩子、忙洗衣去了。男人们或去打扑克，或去下象棋，或去闲聊。

清明叔叔的桌子旁边，总有那么几个人在谈天：他楼上后屋的解伯伯，我家隔壁楼上临街的苏伯伯，我舅舅(打酱油的，晃一下闪开了)等人。男人关心政治，话题多为国际国内形势。说得最多的是解伯伯，好像什么都知道，手上有动作，也来回走动，演讲似的。久之，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解伯伯是三阳路武汉皮鞋厂的工人，他怎么懂得那么多？而我天天看报的舅舅，几乎不插话的。背地里，我们给解伯伯送了一顶桂冠——“煤汽炉子政治家”。说到他，大家会意地一笑，至今我也不明白这是褒，还是贬。过去的人不浮燥，说的说，听的听，不抬杠。

也有只当听众、不发表高见的。苏伯伯是的，他也是皮鞋厂的老工人。再就是我隔壁三家的刘太婆楼上住的一个孤老爹爹，他在公安路小学门囗卖一点五香豆、棒棒糖、小洋画(一面是图，一面是谜语。例如乌龟：青石牌，滑石桥，四把浆，慢慢摇)等不多的十几样小东西。五香豆是用小学生做过的作业本子的纸包的，像棕子的形状，这是典型的零食袋。一九六六年底，我去上海串联带回来了城皇庙有名的大五香豆，这是有名的卓娅副食品商店也见不到的。老人瘦长微驼，不逗孩子，衣着一般，他居然能糊口——从未听街坊邻居闲扯时说他过日子困难；平时也沒见他借米借盐周转生活。老人耐热，晚上拿一张小凳，一杷蒲扇，静坐一旁乘凉，听老街坊吹吹散牛。十一时后，树稍动不动，来不来风，他都会回屋过夜。

路灯亮了以后，许多不知名的小飞虫，围着耀眼的灯光飞去飞来。电线杆子下，有人下象棋，有人打牌，还有小孩捉蛐蛐。我稍大一点，是不在这儿捉的。我们常去解放公园的苏联空军烈士陵园，在萧条的空房周围的乱砖破瓦缝隙中寻找；或去汉口三眼桥旁的旧碉堡角落处，听蛐蛐唱歌……捉到的二根小细针似的尾巴的蛐蛐，装在小纸叠的圆柱形袋子里。越是野的地方的蛐蛐，小罐子中打架越厉害。据说乱坟岗的蛐蛐凶，我怕，不敢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