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二姐散文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好像大姐没在家里生活过，大概在我4、5岁的时候，大姐就出嫁了，真正伴随我童年的是我的二姐。我6岁开始读书，在家乡的大运可畔的一所公办小学里，二姐那时候13岁，也在那所小学里读二年级，我一年级，二姐天天陪着我一起上学、放学。二姐脑子笨，加上大姐出嫁以后，家里的一些家务她也要帮助母亲做，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好，等我到了三年级的时候，二姐还是二年级，我升到四年级了，二姐才三年级，班级里的同学，属二姐的个子高。后来二姐没读完三年级就辍学了。现在二姐的二年级的那么点儿文化，早已和她艰苦的生活岁月一起变成了风烟了。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37岁了，我刚不满一岁，我的大妹就出生了，我半岁就失去了母乳的喂养，是我的祖母用稀粥把我喂大的，但是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我三岁了还不能站立起来走路，幼年时期我长得很瘦小，6岁读书，可能是父亲不放心，让二姐和我陪读的，现在我才明白父亲的一片苦心。等我自己能独立上学了，二姐也辍学了，现在想起来，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二姐辍学以后，正是大姐和大姐夫在哈尔滨谋生的时候，父亲就让二姐去了哈尔滨。刚刚16岁的二姐也在阿城的一家国营饭店里当服务员，同时在阿城的还有我三姑家的一个表姐，她是在苏北离婚后一人独身很艰难，我父亲让她投奔我大姐的，这位表姐后来在哈尔滨的阿城重新组织了家庭，现在这位表姐还在哈尔滨的阿城，已经80多岁了，精神矍铄。我多次去过她家，她见到我就像见到亲弟弟一样，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要和我说。就是这位表姐当时在阿城刚刚上班一个月就染上了瘟疫，幸亏她找到了一个工作上了班，住院的费用都是她所在的单位负责的，不然她就会客死他乡了。这种瘟疫的传染性很厉害，我不知道和2003年我国发生的“非典”是否一样的性质，往往是犯病的人有所好转了，护理她的人又倒下了。表姐、大姐、二姐和大姐夫几个人在阿城举目无亲，没有人管他们，他们只有互相照顾。大姐和二姐轮流去医院护理这位表姐，好在瘟疫没有把大姐和二姐传染上，这算是万幸的。表姐出院以后，她所在的单位正好减员下放，表姐便失去了工作，无奈之下，这位表姐就在当地找了一位丧偶的赶马车的男人成了家，这位车夫是一位东北人，憨厚老实，没有文化，在阿城的运输公司赶马车。他比表姐的年龄大18岁，好在他对表姐很好，他的前妻留下的四五个儿女都欺负我的表姐，表姐受了不少委屈，无奈之下，这位表姐夫就和我的表姐搬出来单独过日子了。在这里不再提她了。
在医院里护理表姐的大多还是我二姐，等表姐出院以后，二姐的工作也失去了，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经济的来源，大姐和大姐夫每月的几十元工资要养活四口人，日子显得艰难。表姐结婚以后，二姐仍没有找到工作，于是，父亲就写信让二姐回家了。二姐在阿城两年，回家的时候18岁，第二年就结婚了。
二姐的婆家离我家很近，与我家之间只隔着一条古老而废弃的河，河水不深，可以光着脚淌着水过去。所以，姐姐随时都可以回来家看看。
二姐结婚那年，我12岁。记得那花轿把二姐抬走的时候，按照苏北的风俗，女子出嫁，娘家的兄弟要送轿到半路上的，由于我还小，就有我和我二伯家的大哥俩去送轿。那乡村里的吹鼓手吹着唢呐，嘀嘀哒哒的一路上很是热闹。后来我一看到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那里娶亲的场面，我就会想起二姐出嫁时候的情景。
当花轿到了半路的那条河的'河边的时候，唢呐声停了，花轿也停了下来。我和我二伯家的大哥走到花轿旁边，大哥掀起花轿的门帘，我跟在大哥的身后。就在花轿的门帘掀起的那个时刻，我看到坐在花轿里的二姐满脸都是泪水。
大哥对二姐说：“二姑（苏北已婚有了孩子的人称呼自己的弟弟妹妹，都要用自己孩子的口吻），你不要哭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出门的姑娘了，好在离家近，想家了，随时就可以回来看看。我们回去了，你一路平安。”
二姐用攥在手里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没有说话，哽咽着点了点头。大哥说完话，把花轿的门帘放了下来。吹鼓手和轿夫都挽起了裤子准备趟水过河了。我和大哥站在河边，看着轿夫抬着花轿在河里淌水过了河，唢呐声在河对岸又响了起来，轿夫们重新穿上了鞋整顿好衣裤。花轿又上路了，望着二姐的花轿渐渐地远去了，我才和大哥往回走。
结婚的时候，二姐才19岁，二姐夫刚刚中学毕业。二姐的婆婆不生育，二姐夫是收养的。收养的孩子更加疼爱，由于当时苏北相当贫困，大多数人家的孩子都不念书，但是，二姐的公公婆婆对收养来的这个孩子格外的用心，倾其所有也让他读书，因此，二姐夫读完了中学。
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把苏北人置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离开苏北跑到外地谋生。二姐和二姐夫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二姐夫就跟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跑到了福建省建阳县去修公路去了。留下二姐自己在家里照顾两位年迈的老人。二姐的婆婆是个小脚女人，走起路来蹒跚地吃力，做不了什么事；二姐的公公是个盲人，什么也看不见，更别说做事了。因此，家里的家务，生产队里的劳动，里里外外都是二姐一个人操劳，还要照顾两位老人。二姐夫在福建二年连一分钱也没寄回家里过。二姐家三间正堂屋，两间东厢房做厨房，一个土院子，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实在是难以度过难关了。（我家的穷亲戚多，家家都要兼顾，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就在极度困苦的时候，连续的暴雨，二姐家的东厢房倒塌了，幸亏没有把两位老人砸死。那个年头，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来盖房子？二姐的公公说，把倒塌的房子上的檩木卖掉吧，也能买点粮食渡过难关。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杠着那几根（我才15岁，没力气，只扛着一根细的）楠木的屋檩木，到洋河镇（全国名酒洋河大曲的产地）把那几根楠木卖掉了，买回了几十斤高粱，送到了二姐家。这一年，二姐带着两位老人总算都度了难关。就在这年的冬天，二姐的公公在饥寒交迫中去世了。二姐夫远在福建也不能回来，二姐挖了门前的两棵大树，给老公公打了一口棺材，在我父亲和乡亲们的帮助下，草草地安葬了这位老人。安葬了公公以后，二姐只身去了一趟福建找二姐夫，不久就回来了，仍然没有带回一分钱来，依然和小脚的婆婆俩相依为命，艰难地度日。
文革的爆发以后，全国各行各业停产闹革命，不久又发生了武斗。这时候二姐夫回到了家乡，二姐这才算有了点依靠，生活轻松了一些。不久婆婆也去世了，又有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家里的生活虽然没有彻底转变，但是比起前几年已经好多了，温饱的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了。
二姐家离我家只有一河之隔，我们逃走的消息，她却也是不知道。和大姐一样，我们都走了，我们的故居已经易主了，她的娘家的这条路断了，她怎能不伤心呢！
对于一个出嫁的女人，娘家是她的依托，如果断了娘家的路，那种内心的痛苦是无法表达的。二姐和大姐一样，每次接到我从黑龙江寄回去的信，都要让孩子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然后像珍宝一样收藏起来。虽然我在信中告诉她我们一家在黑龙江过着自由自在、温饱无忧的生活，但是她在接到信以后，也仍然一两天总是泪水不断。尤其是我每次回乡见到我的时候，她那种激动的热泪就像喷薄而出的山泉，在她的脸上滚动着。
我多次跟姐姐们说：“你们到黑龙江来吧，这么多年也没有回娘家了。娘家远了，你们来了，过上个几个月，再回去，比起我回去要好多了。我回去你们只能看到我一个人，你们来了，能看到黑龙江的全家人，还可以了解我们在黑龙江的情况。”她们也说想到黑龙江来，但是大姐由于孩子多，负担重，脱不开身，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四十年始终没有来过。2003年夏天，已经60多岁的二姐，终于踏上了回娘家的路。
当杭州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停靠在齐齐哈尔站台的时候，已经等候在那里好几个小时的我，一眼看到二姐挎着一个很大的旅行包走出了检票口。虽然十几年不曾见面，她的脸上已经爬满了皱纹，但她走路的形状，说话的表情一直是没有变化的，几十年前就铭刻在我的心中。她没有发现我，我上前伸手抓住她肩上的挎包，喊了一声“二姐”，她回过头一怔，这才发现是我。
我接过提包：“二姐，我在电话里告诉你什么也不要带的，路上带东西不方便，你怎么还带这么重的包呢？我这里什么也不缺的。”
“没带什么的，包里都是你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是家乡特有的，你这里没处买去。”二姐很随便地回答。
听了二姐这句话，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离乡40年了，我小时候喜欢吃什么，还牢牢地记在姐姐的心中！这就是我和姐姐之间永远斩不断的情思啊！
二姐到我家的第二天，就到农村爸爸妈妈的墓地去看望已经沉睡在黑土地的爸爸妈妈，她走到爸爸妈妈的墓地很远就扑过去倒在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来看你了，几十年过去了，你们不想家吗？你们不想你们的女儿吗？……”几十年没回娘家，这次回娘家没有见到父母，见到的是黑龙江土地上的一座坟墓，她的泪水浸透了父母墓前的土地。那哭声，震荡着整个山野，在田野里劳动的人们都放下了锄头，远远地向我父母的墓地眺望着……。我和几个妹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拉起来回家。
二姐在我这里过了一个夏天，秋天回去的时候，我给她买好了全程的车票，又把我给她的钱帮她收藏好，我也上了车送她300里，一直把她送到了大庆。
在大庆车站的站台上，我望着缓缓远去的列车，车窗里伸出一只手，对我不停的摇摆，一双泪眼在车窗里闪动着……,我的眼睛模糊了，那开往我故乡的列车消失在我晶莹的泪花里……。
转眼间，又有十一年没有见到我的二姐了，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