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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哥们儿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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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只是后来因为我爸工作的原因,我便随娘改嫁般地随父搬家,住进了我家现在的所在地——一个位于黄河入海口处的农场。农场说农村不是农村说城市不是城市,处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尴尬境地,我住在那里,身份也随之尴尬起来,回老家大家都把我当城里人,到城里大家又都把我当乡下人,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人。

村里的哥们儿散文

我还住在老家的时候,在那里处下了两个玩伴,用我们当地话说我们是一帮(发巴音)联儿,北京话说我们是发小。到现在我们虽然我们平时很少见面,但每年寒暑假回家,都必然聚在一起喝酒,边推杯换盏边说一些生活上的的琐事,心里很温暖。每次喝酒气氛都如同我们的社会一般和谐,我们都仿佛穷人刚翻身了一样的兴奋,喝到浑身被酒腌透为止,喝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像只醉虾,又醉又瞎,周围的事物在我眼中变得活跃而朦胧,散发着赵丽华诗歌般的气息。

我们村的人都姓宋,整个村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先人。我这两个玩伴一个叫宋国栋,另一个叫宋江涛。把姓去掉,大家会对他们比较熟悉一些,国栋听起来像果冻,江涛则干脆和那个唱歌的一个字都不差,前者大家经常吃,后者大家偶尔听。但以我对此二人的了解,他们还不至于为了出名作出有愧于自己祖宗的事情。

住在老家那会儿我们三家都在村前头,我家最靠前,这不光是与宋国栋家和宋江涛两家对比的结果,而是与全村人对比的结果。我们三家挨得很近,并且形成一个三角形,呈犄角之势互为照应,非常有军事意义,可惜生在和平年代,于是无甚用途。住得近为我们三人成为一帮联提一供了地理上的可能性,历史可以证明我们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地理优势。可以说他俩是我人生中最初的朋友,比初恋还让我难以忘怀。

当时真是小孩儿,小得有点儿不能再小了,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我们仨成天吃完饭就跑到街上碰头,谁要是吃饭浪费了时间出来晚了其余的人就会气极败坏地闯入他家无情地斥责他,当时还太无知,没有参透吃饭在人生所占的重要意义,基本上那时候我鄙视将时间浪费在吃饭上的人的程度等同于我现在鄙视将金钱浪费在二一奶身上的人的程度。等长大了我终于在不知不觉间明白了吃饭对于人生的意义,但却对人生的意义又犯起愁来,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活着怎么就那么像是在看脱一衣舞表演呢。

为了能早点出去玩儿,通常我们都是几分钟内解决饭桌上的战斗,实在不行抓起一块大干粮,中间掰个峡谷,再用咸菜填满整个峡谷做成一个简易版的汉堡包,趁大人不注意撒开腿就往外跑,大人吃起饭来都很专心致志,体现着他们的贪婪,他们也很少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我们的逃饭行动,等他们在吧唧嘴的空里发现全家遍在吃饭少一人的时候,我们几个早就已经消失在空旷的原野中了。宋国栋是我们三人中最能吃的一个,所以出去玩儿他最常带口粮,我和宋江涛都嫌太麻烦懒得带,老觉得轻装上阵才能玩儿得更畅快,可等见到宋国栋手里的大馒头夹咸菜,听到他那熟悉的咀嚼声,我们就仿佛听到了南方黑芝麻糊的叫卖声,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分而食之,撩一开并不健全的后槽牙吃得香甜。长大之后,当我进了城第一次在肯德基吃到了外国人弄得汉堡包,就再也没吃过第二次,因为比起我们的馒头夹咸菜,面包夹肉和菜叶子简直没法下咽。怎么吃都不对味儿。我只能很礼貌的对汉堡包说,你到我身边,带着奶油,但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它,哦而且,它比你先到。

我们玩的项目挺多,到谁家的院子里偷枣,到庄稼地里掰玉米挖地瓜并就地点上火烤成半生不熟包拯的颜色然后津津有味地品尝,抓蛤蟆,打蛇,摸鱼,玩泥巴,用水灌蝼蛄窝,到了冬天还可以到附近的水塘里滑冰,我趁一辆车,滑冰车,爷爷给我做的,宋国栋和宋江涛都羡慕的要死,不亚于现在我羡慕我的同龄人开宝马。那时候我们很专一,干什么都是一心一意的,通常一天下来只玩一个项目,有时候甚至一个月都在玩一个项目。成年人在这方面做的很差,玩什么都三心二意的,要时不时更换玩的对象,特别是在玩nv人的时候。

家搬到农场之后我便上了小学,身边满是叽叽喳喳傻了吧唧的小屁孩儿,但我仍然时常感到孤单,每到寒暑假,我总是迫不及待让我爸把我送回老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爷爷了,但其实我更多的是想去找老朋友玩。宋国栋和宋江涛一见我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就欣喜若狂,我比较低调,外表尽量显得平静,心中却早已翻江倒海感慨万千。我就忍不住表扬自己沉稳,更忍不住表扬自己重情重义。赶上暑假,他俩就带我去附近田边的水沟里摸鱼,每次都满载而归,不止是肥肥胖胖的鱼,还有我们满脸满身的泥。现在想来,我们三人走在乡间的小土路上,吹着口哨,浑身上下花里胡哨看不出原本的肤色,颇有伪装过的海军陆战队员的风范。

时光转动得比电风扇开到最大档还快,一转眼我初中毕业了,不幸考上了市里的一所高中。我的俩哥们儿不甘示弱,为了不输给我也都拉帮结伙组成统一战线从初中的小塔楼里毕了业,并进入到危机四伏的.社会摸爬滚打地开始讨生活,没两年竟然上了私人渔船出海打渔去了,而我在学海无涯苦坐舟,就这样我们三都成了船员。

那一段时间我们只有过年才能见面,因为他们俩平时要出海,出海就像出国,不能说回来就回来。临过年的时候,俩人就到我家来找我叙旧兼酗酒,每次都带一些稀有的海鱼给我解馋。长相稀奇古怪的鱼被炖好之后端上桌,我食欲大开,一顿风卷残云地海吃,他俩在边上假装成熟,其实只是像两只熟透的橙子而已,语重心长地说,慢点吃,吃完再给你往家拿。后来鱼已经被我吃得极度残缺不全,我良心发现,就问,你们怎么不吃啊?别怕我不够吃,不是说还有吗?他俩就笑,笑得很煽情,说在船上成天吃,换着花样的吃,煎炒烹炸煮炖蒸十八般厨艺都试过了,早他妈腻了,腻到了见鱼就想跑的地步,只可惜船在海上而大海茫茫导致他们无处可逃。他们这么一说,听得我对出海打渔充满了无尽的向往。

上大学头一年过年,我们仨又凑在了一起,宋国栋说起了他在的那艘船上有个船员在拉网的过程中不幸落入了他深爱着的大海,更不幸的是他从此再也没能上来。我想一个人太爱大海了也不好,万一哪天大海得知了你对它的爱,被这爱打动将你拥入它深沉的怀抱,那此人就再也看不到他更加深爱的陆地了。凑巧那年海上不丰收,他俩的收入并不好,所以酒喝得很抑郁,唉声叹气此起彼伏。

那年之后宋国栋和宋江涛就都没有再出海了。毕竟都是陆生动物,从小习惯了在陆地上生存,还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干活比较保险一些,终归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钱挣多挣少的起码路走起来宽敞又稳当,宋国栋在一家厂子找了份工作,厂子的老板据说与市里某领导同志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效益也就非同一般。宋江涛在市里给人装太陽能,曾经打电话向我诉苦说整天不是在楼顶上,就是在爬往楼顶的路上,他自己都快被晒成太陽能的颜色了,但职位非常高,已经混成了副经理,除了经理就是他说了算。听到这里我很欣慰,衷心地为他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后来他说公司就俩人,一个经理和一个副经理,他身兼副经理和员工两职。我觉得他是一个一人之下,无人之上的人。

去年快入冬时,宋国栋不顾哥们儿情谊,在我和宋江涛都还是孤家寡人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结了婚,给我添了个嫂子。今年我放假回来之后,回老家只见到了宋国栋。宋江涛还依然战斗在楼顶上,站得高看得远。宋国栋很腼腆地跟我说他快当爹了,我很吃惊,但一想又觉得此事合乎情理,一年的时间真的足够了。我心想宋国栋小时候用弹弓打鸟就弹无虚发,现在终于成长为了一名神一槍一手,百发百中。要是当官的工作起来也和他一样高效就好了。

又快过年了,我很期待与他们俩再凑在一起大吃大喝,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那让我觉得舒服,让我想起我们无忧无虑的小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