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诗人的穷与诗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具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是《梅圣愈诗集序》中欧阳修所谈的诗人的“穷”与诗的关系。

上面欧阳修所说的，尽管否认了诗是导致“穷”的原因，但他却坚持“穷”是“工”的基础。什么是“穷”呢？如果按照欧阳修的理解，即“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这说明，“穷”还不仅仅限于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而更指报国无门、仕途失意、怀才不遇的一种苦闷心情。“穷”这个含义在古代几乎未曾变过，说到“穷”，总是含有仕途失意、怀才不遇（一种苦闷心情）内涵，也即是社会性的苦闷心情，与个人生理上的饥饿寒冷却关系不大。方存儒在界定“穷”的含义时说：“人之穷达，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贵贱贫富。富贵而于道无所闻，于专业无所传，谓之穷也，非达也。贱贫而沛然有以自乐，生有以激乎人，没有以传诸后，谓之达可也，非穷也。”可见“穷”、“达”的标准都是个人社会化需要之能否满足和实现，也就是说，着眼于从“穷”、“达”的角度来谈苦闷，实际上也就是着眼于社会学角度来谈苦闷，这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贯传统。在对具体诗人的评论上，这一点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古代文人中反复从“穷”的角度谈论的诗人，大约有屈原、杜甫、陆游等。这里我们选几段具有表性的来加以分析。司马迁分析屈原的《离骚》时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馅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如果说，“穷”如上所说是文人的社会化愿望的阻滞，而在我国古代，社会化又必须通过仕途，仕途又由君主来决定，成了不被君主欣赏的痛苦。屈原的“穷”，也就是他的悲剧，在古代士大夫中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也很典型的表现了古代文人“穷”的社会性特点。汉王逸对屈原的《九歌》、《天问》、《九章》等也进行了评论，也都是从屈原的被放逐、政治抱负不得实现的痛苦角度来探讨其创作的心理动力，着眼于屈原的政治苦闷心情。

至于杜甫，明代的谢秦说，杜甫因遭天宝之乱而发忠愤之气，把杜甫的个人“穷”、“达”与国家、时代、人民的疾苦离乱结合起来，这在古代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又如明代的`黄漳结合陆游和杜甫一并来进行议论：“盖放翁为南渡诗人，遭时之艰，其忠君爱国之心，愤郁不平之气，恢复宇宙之念，往往发之于声诗。昔人称老杜为诗之史，老杜遭天宝之乱，居蜀数载，凡其所作，无非发泄忠义之气而已。”子类、放翁的苦闷与屈原的苦闷一样，颇能反映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报国无门，怀才不遇，强烈的社责任感是其“穷”、“达”苦闷和不平的核心内容。

所以，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生往往维系于仕途的升沉“穷”、“达”，但我们又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关于“穷”的不平和感慨没有个人的牢骚和得失计较在内，这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诗人把个人的“穷”、“达”与国家、社会、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闲遐之日，通过读读中国古代文人的“穷”、“达”和不平之说，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那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为国为民的一腔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