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前·言

　　一

春秋后期，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动。周天子势力渐衰，各诸侯国都要求独立，想脱离周天子的“领导”，同时也为了抵御其它诸侯的侵袭，都想加强本国的势力。当时，士(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人也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和学派，对治国之道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诸侯国君为了加强本国的势力，都需要积极地招贤纳士。(《孔丛子·居卫》：“子思曰‘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各学派为了让诸侯国君采纳自己这一学派的主张，就大力进行宣传。于是产生了各个学派为自己训练“士”的大师。有的学派学生多到几百、几千。各学派的头面人物亲自到各诸侯国去宣传游说。孔丘曾到过齐、鲁、卫、宋、陈、蔡、楚等国去游说，墨翟也曾到过楚、鲁、宋、齐等国去游说。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风更盛，荀子就到过燕、齐、楚、秦、赵等国去游说，孟轲就到过魏、宋、邹、滕、鲁等国去游说。孔丘的学生原宪就说过“学道不能行(实行)者谓之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学道而行之”就是这些士津津乐道的，的确也是他们主观的愿望。事实上从这些士当中产生了许多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和具有伟大人格的人物。当然，多数的士他们“学道”的目的，正如孔丘的学生子张那样，在于“干禄”(《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在于学做官。孔门的学生做官的就非常多。如冉求为季氏宰，子路为季氏宰、为蒲大夫、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子游为武城宰，子贱为单父宰，等等。其中最活跃的要推子贡，“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以上均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简直成了春秋时代的“纵横家”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春秋战国时期，学派共有十家。韩非在《韩非子·显学篇》里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当世最著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祖师是孔丘，墨家的祖师是墨翟。)他们互相批评、攻击，又自我标榜，其目的就是要诸侯国君不要听信别的学派的主张，而要他们实行自己这一学派的主张。代表儒家一派的荀子对墨子批评说：“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荀子·富国》)(我认为墨子主张“非乐”，是造成天下祸乱的根源;墨子主张“节用”，是造成天下贫穷的根源。)儒家另一派的头头孟轲更谩骂墨子说：“杨氏(名家代表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据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墨翟的学说在当时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孟子还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杨朱和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就无法发扬。)(均见《孟子·滕文公下》)儒、墨两家的斗争简直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不同“家”互相批评、互相攻击，甚至谩骂，即使同一“家”的不同派别也互相进行攻击和自我标榜。例如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篇》)，孟轲一派说，他才是儒家的真传。荀子对儒家几派的批判，几乎没有一派能幸免，对孟轲这派批判尤甚(见《荀子·非十二子篇》)。纵横家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形势下崛起的一“家”。

《汉书·艺文志》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即当时外交官。为什么说是“从横家”呢?司马迁说：“及田常(齐简公时大夫)杀简公而相齐国(前481年)，诸侯晏然(安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赵、魏、韩)终之卒分晋(前403年)，田和(田常曾孙，为齐宣公相)亦亦灭齐(指姜齐)而有之(前386年)，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序》)《韩非子·五蟗篇》说“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讎之忠(同“中”，心思)，而借力于国也。”(群臣谈论外交大事的，不是分属于合从、连横两派，就是有互相敌对之心，而借国家的力量来报私仇。)又说“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战国初，各国先后皆进行了政治改革。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李悝是子夏(孔子的学生)的学生，是战国时代法家的始祖;经过改革，成了当时最强盛的国家。赵国在前403年任公仲连为相，也进行了政治改革。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时，任用法家吴起(李悝的同学)进行了政治改革。韩昭侯在前355年任用法家申不害进行了政治改革。齐威王(于前357年)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秦国地处僻远，比较落后，孝公(前361年-前338年)时，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感到诸侯轻视秦国，这是奇耻大辱)，于是下令国中，要求政治改革。此时卫鞅(即商鞅，李悝的学生)入秦，前356年秦孝公就委任卫鞅为左庶长(秦爵为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开始进行变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秦惠王(前337年-前311年)即位后，虽车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新法仍未废弃，继续执行。因此秦国由落后而先进，从贫穷到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雄厚的大国，并开始进行兼并六国的战争。秦国强大的压力，使其它六国感到莫大的威胁。于是各国君主纷纷争取盟国，力图联合抗秦。可是六国彼此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很难坚守盟约。秦国却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从中破坏它们的团结，或联齐伐楚，或约楚攻齐，各个击破。所以，六国联合以抗秦称“合从”，与秦联合攻击它国称“连横”。战国七雄(秦、齐、楚、赵、魏、韩、燕)在政治外交上或合从，或连横，明争暗斗，瞬息万变。二百多年来，七国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战争，直至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国为止。

游说诸侯的风气，春秋末期，孔、墨两家已倡之在先，不过他们当时或主张“以礼为国”，或主张止兵“非攻”，，还没有象后来从横策士的那种风气。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就有“处士横议”(指春秋以后各派人物“乱发议论“)(《孟子·滕文公下》)之讥。孟子和张仪都先后游说过梁惠至(前369年-前319年)，梁惠王并没有听从孟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孟轲……适(至)梁(魏)，梁惠王不果(信)所言，则见以为(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迂阔而不切合实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崇尚)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善)，而孟轲乃述(讲论)唐、虞三代之德(政治)，是以所如(当)者不合(不合于游说对象的要求)。”当时人们都说：“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搞外交活动，大可以统一天下，小可以安定国家)(《韩非子·五》)当时诸侯国君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领导诸侯)，或成就王业(统一天下)。从横策士正抓住这一点进行游说。苏秦说秦惠干说：“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

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秦策一·第二章》)范睢说秦昭王说：“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闇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秦策三·第九章》)张仪说秦惠王说：“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秦策一·第五章》。此章《韩非子》初见秦同，或以为韩非作。)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辞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可以把脑袋赌上。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周末“邦(国)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这就活生生地写出了战国时期“以攻伐为贤”，从横捭阖，风云变幻的政治外交形势。《战国策》中评价苏秦相赵以后的作者说：“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秦策一·第二章》)当时一位从横家景春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天下太平无事)。”(《孟子·滕文公下》)这些话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从横家外交活动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