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溯源
我的观点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而不是神话。理由如下：第一，中国古代没有神话概念，这就意味着神话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存在。所谓的上古神话，其实是对上古史的一种记述方式。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说：“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当下文学史著作中所讲述的上古神话，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共工触山等，并不是产生在上古，而是战国以后，真正属于上古的神话很有限。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这属于上古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有历史作内核，其实是上古史的神话化。第二，即使神话存在，也构不成文学之源的功能。所谓“源”，一定要形成对“流”的规定性作用才行。即所谓“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它要决定其“流”之巨细清浊。只有有了“流”，“源”的意义才能成立。尽管中国上古产生过神话，但这些神话对中国文学并没有规定性，形不成“源”的功能。
无论怎样抬高它，它也无法取得像希腊神话在欧洲文学史上那样的地位，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不像研究者所说的那般巨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问和思考：假如没有上古神话，中国文学是否会逊色?中国文学史是否会改变它的形态与发展方向?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巨星如“李杜”“苏黄”“唐宋八大家”是否会出现?我想结论是很清楚的。假如没有西方学者神话研究的理论与观念的输入，恐怕至今人们也不会意识到有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神话，中国文学史不会重写;而没有六经，中国文学史则必须重写。因而把神话定位为中国文学之根，是不能成立的。第三，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之源，是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结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虽然是借鉴日本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写成的，但仍然把“以治化为文”认作正宗。到1923年，汪剑余将林氏著作改编为《本国文学史》时，开始引入了“神话”概念，并说：“自汉以后，神话大兴。
”鲁迅、茅盾都是较早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但鲁迅撰写的《汉文学史纲要》和茅盾撰写的`《中国文学变迁史》中，都没有给神话位置。神话为文学史作者普遍关注，应该是在上世纪中叶的事情。这其中当然有中国神话资料钩沉工作取得的进展，更重要的是随着苏联文学理论的传入，神话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里程。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前提，由此有人推论中国上古也应该像希腊一样有一个神话为主体艺术的时代，神话也应该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土壤和前提。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詹安泰《中国文学史》、杨公骥《中国文学》等，都是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来论述的。
徐志啸：方铭教授认为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头，而神话不能构成中国文学的源头，刘毓庆教授完全赞同方铭教授的观点。刘毓庆教授、方铭教授都有关于中国古代神话的著作，陈连山教授更是专门研究神话学的专家，我只是在研究楚辞的时候涉及了一些神话研究。但是，我是完全不同意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的说法的。
人类在童年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不可能用科学的、理性的眼光来解释太阳为什么会升起落下，天上为什么只有一个太阳，为什么还会有月亮，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只有男的和女的，为什么会有洪水等等。他们很困惑，却又无法合理解释，于是就借助了想象、幻想，创造出一些能够自圆其说或让他们自己能够理解和解释的东西，包括上帝和神。西方出现了亚当、夏娃造人，中国出现了女娲造人——这都是凭空的想象、幻想和联想。这种现象，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都概莫能外。即便今天生活在太平洋群岛上的人，他们也还会像我们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一样，编造关于太阳、月亮和人类起源的神话。
当然，中国早期神话不发达，甚至没有神话这个概念。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神话在中国早期的存在。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神话又有压制。不过，长江中下游地区却有不同，这个地区神话相对较多，这跟自然环境有关，也和当时这个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小有关。没有神话概念，不等于没有神话，实际上我们今天还能收集到流传、保存到今的零星、断篇的神话传说。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六经在中国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现代的学科概念，“六经”本身并不是纯文学著作，文学在先秦时代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和哲学、思想、历史混杂在一起。在那个时代出现“六经”，是儒家宣扬其学说的需要，也是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及其经典确立和巩固它的统治的需要。王锺陵教授问方铭教授：“假如说六经是中国文学的源，那么请问六经的源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六经本身是从哪儿来的?六经之前没有文学了吗?六经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只是不像六经这么系统、完整。早期的文学，有的有文字记载，有的只是口头流传，而且时代越早，越是不太可能有文字。我们讲文学之源，当然是指它的早期，所谓源就是头，就是起源、产生。如此，请问，六经怎么可能是中国文学的源呢?
我很奇怪，怎么会有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这个说法。我想，这种提法，有可能是六经对中国后代文学影响非常大，但这也不能由此得出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的结论。
刚才刘教授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假如没有古希腊神话传说，欧洲文学就不是现在的样子，而假如没有中国神话，中国文学好像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不对，中国文学也不完全是现在这个样子，会有变化，只是不像欧洲变化得那样厉害、严重。但是，须知，刘教授的这个逆向推论其实是不成立的。理论上，不能用这样一种推导方式来推断中国神话不是中国文学的源之一。应该知道，影响的大小与是否成源，是两个问题，且两者完全不成正比例。源是客观的存在，影响大小要受很多因素影响，他们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我们确实有相当一段时间以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我们现在当然要纠偏，但认为中国文学只有用中国立场、中国方法、中国视角、中国价值来研究，而不能用西方的，这就犯了另一种错。我举个例子，我们研究屈原和楚辞，如果只用中国立场、中国方法、中国视角、中国价值，恐怕难以认识到屈原诗歌在世界上的伟大。我注重把屈原诗歌放在世界范围内作宏观角度的考察。文学的早期阶段大多以诗歌出现，但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诗歌大多是叙事性的史诗，其次是祭祀性的颂歌，很少抒情诗，即使有，也不结合诗人本人的情感，只是一种祈祷颂歌性的。如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抒情诗，与她本人身世经历和个人情感毫无关系。而唯一把诗人个人的身世、抱负、情感、理想融化在作品当中，以诗人个体歌唱的形式，吐露自身情感的抒情诗，只有《离骚》。这样一比较，就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诗歌的早期发达，认识了中国真是诗歌的国度，在早期阶段就独创性地产生了一种融合诗人本人情感、理想和追求的伟大诗歌作品，而这在全世界属于绝无仅有。同时也很清楚地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特点和影响。由此，我觉得，我们需要用开放的眼光、比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文学，而不能仅局限于中国本身。
刘毓庆：徐先生刚才谈到，上古一定有一个神话的阶段。徐先生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学术界目前比较通行的一种观点，基本上大家都是这么认识的。但是，我们面对中国神话的时候，问题出来了。西方早期神话和少数民族神话，没有文字记载，甚至有些民族到现在还是口传，因此很难知道它产生在什么时候。而中国特殊的是，很早就有了文字记述，这种文字记述给我们提供了对早期社会进行思考的一个根据。我们看到的早期神话记述多是历史性的，而您所说的对早期自然、社会、宇宙不理解而进行探讨、解释的神话，恰恰是很晚的，到战国秦汉时期才出现的。我们现行的一种观念，认为神话只能产生在上古时代，不可能是其他时代。这种观念局限了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神话就会发现，所谓上古时代的神话，恰恰是对历史所作的记述，它是一种历史记述法。我非常赞成陈连山教授谈到的中国古代神话是历史的一部分的观点。《山海经》《搜神记》《神异经》《十洲记》之类，都采用了一种历史的记述方式。它不是给你在讲神话，而是讲述一件真实的怪异故事。我们再看汉代以后记述的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共工触不周山等，这些所谓的创世神话，其实都是哲学思考，是对先秦哲学思潮中提出的理论的一种图解。也就是说，徐先生说的那类神话，并不是上古产生的，或者说主要不产生在上古。神话作为一种叙事形态和思维形态，它是任何时期都可能存在的，但它不是一种文化形态。我们不能用理论来推导历史，更不能推导出中国上古有一个神话时代。
我们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并不是不要有世界文化视野，而是要通过立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展现世界范围内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徐教授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发现屈原的特殊贡献，本来就是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成功实践。如果站在西方文学的立场上，那么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屈原的诗歌不是诗歌，因为屈原的诗歌和西方当时的诗歌形态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