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精选

记者，承担着社会重托、人民的厚望，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公平公正的视角、真诚热爱的胸怀。下面是本站小编整理的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精选，欢迎大家阅读!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精选1】

2011年3月的某一天，一个叫黄宏成的台湾人，回到老家福建南靖县梅林镇梅林村黄氏祖祠祭拜。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和20多位黄氏后人，齐刷刷地匍匐于地，亲吻脚下的土地足足12秒。让人更没想到的是，这只是黄先生亲吻大陆30多个省级行政区域和台湾省319个乡镇大地泥土的数百个12秒中的一个场景而已。

2012年，我成为了一名驻台记者。去往机场的路上，一眼望去，都是尘土飞扬的工地，有红澄澄、也有黄澄澄的，司机告诉我，那是红壤和黄壤。我不禁联想起留在黄先生唇边的泥土会是怎样的，一份份的亲吻，究竟能把那不同的泥塑成怎样的一个你我?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那边的水土，不知是否包容得下我这来自大陆厦门的小女生?

一下飞机，就直奔市区，蔓延的绿意，怎么也遮不住台湾泥土的颜色，同样的红澄澄、同样的黄澄澄，我一时间竟忘了自己方才曾在两岸之间的起落。

“小姐你是从大陆来的哦，那你会唱‘起来’那首歌吗?”台湾的司机这么一问，我才回过神来，有点迷茫地问：“‘起来’是什么歌?”弄了半天才搞懂原来他指的是《义勇军进行曲》。

于是，在海的那一边，我第一次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竟然是在出租车上，和一位司机大哥。

去年中秋，我去台南麻豆采访当地的文旦祖师爷——买郎宅郭家。文旦是台湾的一个柚子的品种。初见郭老先生，他头上带着绿营选举造势的帽子，对我们的采访极为抗拒。老人家连连摆手说：“不要采访啦，你们大陆人来台湾，赚钱的是你们，又不是我们。”我当即用闽南话回答：“阿伯，我就是在大陆吃到你们麻豆的文旦，才专程来这里采访您的。”看得出来，我一开口，他很吃惊，“原来你们也会讲台语哦。”我告诉他，不只是我，在大陆还有两千万人，每天都说着和他一样的闽南话。我们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原来在海的那一边，有时只需要一段乡音就能够弥合那长长又深深的心隔。

在高雄，我们见到了祥和里里长刘德文。12年来他坚持着一项“特殊服务”，义务帮助辖区内的老兵将骨灰送回大陆。每一次实施这项服务，有几件事是他一定要做的：当航班驶抵老兵故乡的时候，他坚持骨灰盒必须先放地上一段时间，按他的说法叫“走地”，意思是让老兵可以第一时间脚踏家乡的.土地;入住酒店，他一定会订两张床，一张给自己，一张给老兵;他有一个服务的专用袋，是喜庆的红色袋子，专门用来安放老兵的骨灰盒。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落叶归根是喜事，这是中国人的伦理。

原来在海的那一边，他们也会用心贴着土地，他们也会用梦裹着情谊，更会用回家的陪伴去消弭游子远走的距离。

原来在海的那一边，在一样土地上着笠耕作的人们，虽说谁都有谁的好恶喜厌，但谁也都有谁的乡里乡情。

那里的人，和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那片土地，和我们有着妈祖、关公的文化传承。但总有一些情境，还是敌不过可怕的政治操弄。我被一个司机在半路上丢下过，就因为我是大陆来的。一路走回，脚底仍旧是红壤和黄壤的交合，这样的遭遇，并没有让我模糊那片土地的颜色。因为，那片泥土有温度，记者往往是第一个感知其人情冷暖的群体;因为，那片泥土有尺度，记者往往是第一个用其来丈量心与心距离的群体;因为，那片泥土有跨度，记者往往是第一个体验超越分歧寻求共识的群体。

海的这一边和那一边，多少有着事实上的距离，但正如台湾诗人向明所写：铜墙的壁垒呵，终不敌亲情的柔指，轻轻一推，就踉跄地闪了过去……不是吗?

现在是2014年的年末，我不知道，现在黄先生的吻，落在哪里;但我知道，半个世纪的风，无论隔着怎样一湾海峡，扬起的都是同一把泥土。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精选2】

1944年6月，中国共产党邀请21位中外记者赴延安采访，xxx亲自担任新闻发言人，接受连珠炮式的提问。美国记者爱波斯坦赞叹说，中国的新闻之门正在打开!在这之后的70年间，从这扇门走出来的一代代新闻人在激情、担当和梦想的照耀下，脚步稳健，愈行愈远。记者，在笔下坚守道义，在前行中彰显正义的力量!我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多年，始终认为：选择了记者，就是选择了一种使命。因为记者，是社会的良心!

十四年前，我负责南昌电台温馨港湾节目的采编播工作。有一天接到一位听众的求助电话。她声泪俱下告诉我，她两个儿子患上血友病，大儿子刚刚病逝，还来不及悲痛，小儿子又因为出血不止造成左腿感染，需要截肢。现在医药费又告急，她完全陷入了绝望。放下电话，我带上采访机直奔九四医院血液科。来到病床前，看到的是一张青春却苍白的脸。二十岁的小伙儿虚弱的眼神里只剩下对生命的渴望，蓬勃的生命就要在最好的年华凋谢，让人心疼!来到医生值班室，我了解到小伙危急的治疗状况：左腿感染坏死，必须尽快截肢。虽然血友病人手术风险极大，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谁也不愿放弃!

随后我和孩子母亲来到他们的家，位于永外正街一处狭小拥挤的房子。桌上的咸菜剩饭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家庭的窘迫。临走时，我将随身带的四百多元钱全部塞进了孩子母亲的手里。在当晚的节目里，我播放了采访录音，讲述了这个家庭的遭遇。节目播出后引起极大反响，当晚就有的哥的姐开车把钱送到电台。当我们筹集到八千多元善款送到医院时，母亲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当时就要跪下。儿子及时手术了，整整五个小时，我一直陪着母亲守候。孩子活着被推出来，母亲又是哭又是笑。然而，三天后，孩子最终没能闯过术后危险期，走了。得而复失的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没有儿子啦，什么都没了!望着悲痛欲绝的母亲，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无助、无能和无奈。我默默地陪着她流泪，不忍也不能打扰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悲痛。

故事并没有结束。之后的日子，我有空就去看望这位母亲，带她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在正能量的影响下，孩子母亲逐渐走出了阴霾，2004年开始她主动参加志愿活动，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07年她成为一名遗体器官捐献者，2008年又成为一名无偿献血者。她总是说，我已了无牵挂，也没有别的办法感恩，只有用血肉之躯去回报社会!

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在我们的报道中，生命重新有了一种姿态。尽管每个新闻工作者的力量是微薄的，但力量可以汇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限延伸!

在我们这行，贫困出新闻，大难易成名。但切肤的伤痛岂能成为煽情的工具，悲惨的灾区怎能成为个人的秀场!我不愿在灾难中做个新闻狂欢者。曾经，我跑过监狱，看望死缓的罪犯，告知对他家人的帮助，让他安心改造。曾经，我跑过医院，抚慰产后抑郁的母亲，让她快乐起来。曾经，我跑过妇联，给遭受家暴的农妇寻求司法途径，为她捍卫尊严!

记者，用忠诚记录时代，服务人民。我们有信念，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力量，充分发挥新闻工作的正确舆论导向作用;我们有责任，保持媒体公信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记者，是社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