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书房(1)
叶君健（1914～1999），湖北红安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火花》、《自由》、《山村》，散文集《两京散记》，译作《安徒生童话全集》等。
右边下半身剧痛不止，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是癌细胞扩散到了那个部位的症状，但我不知道——门诊医生的诊断认为疼痛是骨质增生压迫神经所引起。我再也忍受不了。一天上午我的大儿媳叫来急救车，把我送进医院。没有想到，这一进医院，就出不来。病情太危急了，非短时间可以解决。我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初夏时进去，冬天才出来。由于离家时仓促，书房的东西来不及收拾；夏天雨多，房子老旧，许多地方得修补，漏雨房间得空出来整修；不漏雨的房间就堆满了东西。我那个书房也就乱套了。我从医院回到院子里来，恍如隔世，对整个环境都感到陌生。再走进我的书房，许多我工作用的文具、稿件、参考书都换了位置，难得找到。这是我辛苦的老伴在我住院期间，怕东西遗失，为我收拾的结果。她根据她的理解，有的东西她分类，堆到一处；另有些东西她捆扎起来，藏到另一处。我惯常的工作规程和秩序就乱了。
在我出院前，老伴已经把书房收拾得相当整齐——这也是老伴的苦心，迎接我回家，为我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我却产生了一种凄凉、生疏之感。本来，根据医学常规对病情所作的推断，我生存的期限大致只有三个月。但我住院一住就超过了三个月以上，而且现在居然还能回到家里来！但看到这种景象，我仍觉得我已经属于历史，这些东西也是“遗物”，起纪念的作用。但我却又活生生地站在它们中间，身体虽然虚弱，可是已经没有疼痛了。事实上，我活了下来。既然如此，当然就得工作——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成了一种后天的本能，不工作就活不下去。但眼前却是一片空虚，又好像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了。现在这里站着的是不是我的幽灵？我环顾一下，又觉得不是，因为周围的一切，仍是那么熟悉。我的记忆又回到我意识中来。的确，我是在活着。
虽然医生嘱咐我，今后得改弦易辙，静静养病，不要再走回头路，埋头工作。但我在书房——也是我的卧房——里生活了两天以后，我又觉得精神渐渐好起来，于是故态复萌，又想和周围环境溶化到一起，重操旧业——再爬格子。这样感觉，我也就这样作了。我坐到书桌面前来。书桌靠墙那边立着的几本常用的字典、笔记本、地址簿——它们虽然布满了灰尘，但仍然没有动。我把它们一一抽出来，掸去灰尘，它们立即露出了本来面目，在我面前摊开。它们已经不是似曾相识，而是老相识了。它们似乎在向我微笑。于是我把它们翻开。那里面我记下的东西，打的符号，又跃然纸上，似乎在对我点头，在和我对话，提醒我它们和我旧时的交情。我的心情又忽然变得热乎乎起来了。生存是多么可爱！
我再拉开书桌的抽屉。只有这里面的东西没有动。老伴很细心，意识到这里面是我在工作进行时所留下的手稿——有的完成了，还没有定稿；有的刚开头，有的写到一半停止了。后两种情况是在我的病况发展到了危急的阶段发生的。那时我虽然想忍痛把它们完成——有些已寄出去了的就是在忍痛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力不从心，我只好中途搁笔。我现在还依稀能记得当时难过的心情：我已经在预感我的生命将要结束了。这是我过去从没有能想像到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像世界到了末日的心情。现在我又见到这些长期和我形影不离的伙伴，还在它们这里重睹我留下的注解和笔迹。于是过去伏案爬格子的情景又历历展现在眼前。我不禁有点感伤起来，怀念那流逝了的时日。
我并不是以爬格子为职业的人，从没有当过专业作家。解放前我谋生的职业是教书、当编辑、作记者；我剩余的时间是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此我还在日本坐过几个月的监牢。那是国难当头、人民受难的时代，只能这样生活。解放后，由于我掌握了几门外语，在抗战期间还有些做对外宣传的经验，我被分配到一个对外宣传的机构当外语干部，这一当就是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但爬格子是我的真实爱好和兴趣。只是在客观形势要求下，我别无选择，得把这些个人的癖好搁到一边，完成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应尽的社会责任。但个人的癖好像一种痼疾，它不时要发作，搅得你心绪不宁。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随时随地抓住机会抚慰它一下，写点什么，使它暂时平息下来。但这样作就要求在生活的享受上作些牺性。比如在节假日——甚至过春节——当家人去逛公园或者走访亲朋的时候，我得把自己关在这个小书房里，扣上门，装做不在家，伏在桌上爬起格子来，当然这也不一定是痛苦的事，因为当我在纸上写下了我认为是“得意之笔”的时候，我也可以体验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感。
现在我翻翻已经久违了的抽屉中的旧稿，又重新发现了一些“得意之笔”，于是我就不由地感到兴奋起来，回到当时落下这些“得意之笔”的那种快感的境界中去。多大的愉悦啊！于是，我也就忘记了我刚刚生过一场大病，还须休养。我好像又恢复了过去那种见缝插针、紧抓时间的劲头和急迫感。这种“习惯势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果然又鼓动我跃跃欲试，想马上就握起笔来爬格子。但笔，由于长时不用，里面的胶管也干了，变形了，笔尖也塞满了墨水干后的沉积物，不服从我的调动了。至于稿纸，我一时还找不着它存放的地点。其他如参考书、辞典等也要重新从书堆中理出来。一切都变了——真是“恍如隔世”。事实上，我自己也好像是刚摆脱死神的手，只是刚回到人间——我的这个小书房。多愉快的感觉啊！我觉得我得重新开始，生命也得重新开始。开始的第一步就是整理出那些被扔进遗忘中的、长时伴我度过那应该享受而却放弃了的闲空时刻的、在一个斗室里伴我绞脑汁的写作工具、参考书和辞典。它们也得慢慢地复活过来，重新建立与我的伙伴关系。
但人生究竟是短暂的。这种重生的伙伴关系能否恢复，即使恢复后又能维持多久，我不敢想。但我却想马上就动手工作，把这些伙伴们请出来，与我再共同重温那像是属于前一个世界——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的旧梦。这个梦从此刻起我又开始来做，我并且事实上已经进入它的境界，在这境界中我又要开始忘掉了年岁和自己的体力实况。在一些具有丰富世故的人的眼中，这也许是一种荒唐的行径，但就是在这种行径中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甚至革命家，度过他们的人生。我想，大概也亏了他们所度过的这种人生，人类世界才有今天这样的文明。
选自《随笔》，1993年5期
叶君健
叶君健（1914～1999），湖北红安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火花》、《自由》、《山村》，散文集《两京散记》，译作《安徒生童话全集》等。
右边下半身剧痛不止，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是癌细胞扩散到了那个部位的症状，但我不知道——门诊医生的诊断认为疼痛是骨质增生压迫神经所引起。我再也忍受不了。一天上午我的大儿媳叫来急救车，把我送进医院。没有想到，这一进医院，就出不来。病情太危急了，非短时间可以解决。我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初夏时进去，冬天才出来。由于离家时仓促，书房的东西来不及收拾；夏天雨多，房子老旧，许多地方得修补，漏雨房间得空出来整修；不漏雨的房间就堆满了东西。我那个书房也就乱套了。我从医院回到院子里来，恍如隔世，对整个环境都感到陌生。再走进我的书房，许多我工作用的文具、稿件、参考书都换了位置，难得找到。这是我辛苦的老伴在我住院期间，怕东西遗失，为我收拾的结果。她根据她的理解，有的东西她分类，堆到一处；另有些东西她捆扎起来，藏到另一处。我惯常的工作规程和秩序就乱了。
在我出院前，老伴已经把书房收拾得相当整齐——这也是老伴的苦心，迎接我回家，为我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我却产生了一种凄凉、生疏之感。本来，根据医学常规对病情所作的推断，我生存的期限大致只有三个月。但我住院一住就超过了三个月以上，而且现在居然还能回到家里来！但看到这种景象，我仍觉得我已经属于历史，这些东西也是“遗物”，起纪念的作用。但我却又活生生地站在它们中间，身体虽然虚弱，可是已经没有疼痛了。事实上，我活了下来。既然如此，当然就得工作——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成了一种后天的本能，不工作就活不下去。但眼前却是一片空虚，又好像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了。现在这里站着的是不是我的幽灵？我环顾一下，又觉得不是，因为周围的一切，仍是那么熟悉。我的记忆又回到我意识中来。的确，我是在活着。
虽然医生嘱咐我，今后得改弦易辙，静静养病，不要再走回头路，埋头工作。但我在书房——也是我的卧房——里生活了两天以后，我又觉得精神渐渐好起来，于是故态复萌，又想和周围环境溶化到一起，重操旧业——再爬格子。这样感觉，我也就这样作了。我坐到书桌面前来。书桌靠墙那边立着的几本常用的字典、笔记本、地址簿——它们虽然布满了灰尘，但仍然没有动。我把它们一一抽出来，掸去灰尘，它们立即露出了本来面目，在我面前摊开。它们已经不是似曾相识，而是老相识了。它们似乎在向我微笑。于是我把它们翻开。那里面我记下的东西，打的符号，又跃然纸上，似乎在对我点头，在和我对话，提醒我它们和我旧时的交情。我的心情又忽然变得热乎乎起来了。生存是多么可爱！
我再拉开书桌的抽屉。只有这里面的东西没有动。老伴很细心，意识到这里面是我在工作进行时所留下的手稿——有的完成了，还没有定稿；有的刚开头，有的写到一半停止了。后两种情况是在我的病况发展到了危急的阶段发生的。那时我虽然想忍痛把它们完成——有些已寄出去了的就是在忍痛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力不从心，我只好中途搁笔。我现在还依稀能记得当时难过的心情：我已经在预感我的生命将要结束了。这是我过去从没有能想像到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像世界到了末日的心情。现在我又见到这些长期和我形影不离的伙伴，还在它们这里重睹我留下的注解和笔迹。于是过去伏案爬格子的情景又历历展现在眼前。我不禁有点感伤起来，怀念那流逝了的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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