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晚年优美散文

晚安，晚年

父亲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说咱陕西这块地方像一把钥匙。说完，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裤带，那里系着一串钥匙，能打开一处挂着锁的老房子。这处房子在陕南，藏在一条山沟里。

这是父母来武汉的第二天。外面正飘着雪，亮着的电暖器像一盆火。父亲嫌这东西费电，说要是在家里，给火塘加些柴就能取暖。

我明白父亲思乡心切，接着这个话题和他聊了火塘里的茶罐、煨着的酒、埋在火灰里的洋芋。父亲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说，这么冷的天，不晓得花脸猫咋样了？

这把我的心思一下扯远了。我在武汉待了十来年，接父母来住过几次，他们总要留一个人在家，照应庄稼，人情礼往，还有花脸猫。这次，他们能一起来，下了很大的决心。得找到接手种地的人，不然地荒着像什么话；打电话告知亲戚，不然客人来了大门锁着那像什么话；至于花脸猫，自然也要请人来做猫饭。

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想让他们再回老家了，却不敢告诉他们，怕他们觉得被挟持了。可他们来了，我还是把他们落下了。除了周末，家里只有他俩，幸亏还有只狗小朱，给他们添点笑声。我每天中午打电话问他们吃了没，回答说吃了，要么煲谷糊糊，要么洋芋煮豆角，要么青菜煮豆腐，都是老家的吃法。

晚上，我和父亲照例要喝杯酒，扯些闲话，通常我会说到某个邻居或亲戚到城里去了之后是如何生活的，比如下棋、看书。说到有一位表爷还上老年大学学书法了，父亲笑笑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城里没有地嘛，手闲着也累。

父亲喜欢看书，读了《浮生六记》，说写得真好，可惜沈复和芸娘命太苦了。他夸蒋坦的《秋灯琐忆》写得好，看了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夸汪先生家常，是个好老汉。父亲看书时，母亲要么逗弄小朱，要么坐在阳台上看看花草。母亲进过扫盲班，开始能认一些字，后来全忘了。等到她的三个儿女都在城里成家立业，有一天她叹息一声：“原来养了三个客呀！”他们羡慕别人家里有老头、有青年、有小孩。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却分散在几个地方。

我听到这句话很伤感。我在城里这些年经常没有归宿感，时常发些“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牢骚，犯愁的事情层出不穷，可每次回老家，总要做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生怕父母忧心。在奔赴城市的路上，他们躬身做垫脚石，到后来我们忘记了最初的梦想，陷在世俗里。就算每年都回家探望，但一个事实就是——不说是抛弃了父母，至少是舍弃了父母：别人家济济一堂享天伦之乐，他们只有艳羡的份儿，并且生怕给儿女添麻烦。

前年母亲摔倒了，半边身子不能动，他们竟然没吭一声。幸好我打电话回去，母亲还说不要紧，睡一夜明儿就好了。我当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刻电告亲友帮忙送到医院。虽说脑部出血点位置不伤要害，但手脚依然有障碍。母亲说：这回花了那么多钱，就像你们买回来一个妈，我得好好活几年，不然，你们太划不来了。

有天晚上，父亲和我谈起了生死，说起了他预备的墓地位置。他说他要是死在城里，一定要把骨灰送回老家，他说他答应过祖母死后陪在她身边；他说那地方离老屋近，就像换个地方睡觉一样，离屋近还有个好处，你们想看我了，不用跑路。我想，是不是留他在城里这事儿给他压力了？

他们还是孤单。我每次下班，他们都像五星级酒店的门童，站在门口，眼巴巴的，看样子等了很久。我说，以前每年回去两次，现在天天在一起，怎么还等起来了？母亲说，那样习惯了，现在不一样了，有盼头。

周末扶着母亲去不远处的小广场晒太阳，母亲忽然指着一个人说，像咱们村里的一个人。这只是开始，后来每次下楼，她总能看到一个人像我们村里的某个人，要么背影像，要么头发像，要么走路姿势像。有一天，她看见一只松狮狗，怎么看都很忧愁，母亲忽然乐了，说：你看这狗多像某某某！我也笑起来，她说的那个邻居不苟言笑，倒真有几分神似。

我笑着笑着，心一紧，原来母亲也在思乡。

年关一点一点近了，父母想念起老家的腊月，烧酒的香，熬糖的香，左邻右舍欢快的声音，而这里缺这一份热气腾腾。每有亲朋来电问候，父亲总说挺好的，挂了电话会若有所思地叹息一声。有一天，我回来，父亲很开心地说：那位上老年大学学书法的表爷回老家了，不住城里了，说就像一棵玉米种在公园里，怎么看怎么不是一棵庄稼。看来，表爷的话让父亲产生了共鸣，我又忐忑了一会儿。

春节前两天，弟弟从南京过来，说起前不久去广州出差看望一位老邻人的事情，说那位邻人拉着他的手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弟弟说，一个老头子怎么会那样哭？父亲说，年轻人不知道乡情，古人把“他乡遇故知”跟“洞房花烛夜”列入人生四大喜事，那可不是胡扯的。

父母第一次没在老家过年，母亲说前一阵给老家一位王神仙许了愿，让我去买了香火。我腾了一个花盆的土放在阳台上。母亲跟王神仙说：对不住，隔了这么远，害你跑路，这城里又不敢放鞭炮，怠慢你了，等我回去再敬你，我给你许的愿你可要尽心呀。我问母亲许了啥愿，母亲笑着不说。我又问，母亲说请王神仙保佑我有瞌睡，说她都一觉睡醒了，看我还坐着，就许愿请王神仙让我早点睡觉。

再没有那样的情诗了

姥爷一共有过4个孩子，只活了妈妈一个；奶奶也很特别，生了爸爸这一个孩子之后就再也不生了。于是，1935年出生的爸爸和妈妈，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子女”。

爸爸和妈妈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考入铁路系统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铁路职工。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参加撑杆跳高比赛，妈妈的项目是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的合影上。

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扑蝶”舞，爸爸参加了合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演出结束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俩的身影。

这就叫缘分吧。

也许爸爸就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善言辞、低头走路、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儿。

妈妈在众多通篇介绍自己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7个字的情书：“我想和你交朋友。”妈妈回了3个字：“我同意。”

加在一起很简单的10个字，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却始终信守不渝。

确立关系一年后，爸爸肩负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边疆的梦想，去了新疆。

从安徽到新疆，要坐3天4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通信联系着，从没考虑过将来能不能调到一起。

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画报包起来的小本子，第一页上，是爸爸俊美的字体：“送给姐姐素琴，弟塔基。”

爸爸所写的情诗，好像是普希金体，那是那个年代的时尚。

本子里夹着一张很美的照片，妈妈的头发端庄地盘起，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跟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引自俄国文豪契诃夫的一段文字：“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我理想的化身。”这就是妈妈在我那理想主义的爸爸眼中的形象。

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展开：妈妈比爸爸年龄大？为什么爸爸叫妈妈“姐姐”？在爸爸的情诗里，他们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

后来经过我的多方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的，爸爸的生日在农历正月，妈妈的生日在农历十一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一岁。

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叫“姐姐”呢？后来，我干脆直接去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

“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叫我的名字。”妈妈好像不记得那本诗集一样。

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磨砺让妈妈的记忆力衰退了。

经过5年鸿雁传书，27岁的爸爸和妈妈作为当时的大龄青年，决定结婚。

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调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直到第一次见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费用——真不知道爸爸妈妈那5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

爸爸在新疆工作了15年后，终于在我6岁的时候，调回来了。

15年里，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化作力量，忍受着3天4夜的火车长途跋涉的煎熬，在短短的20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其间诞生了我们姐妹3个。

爸爸回来后，每天晚饭时都会来姥爷家，一是因为妈妈住在姥爷家，二是因为这里有一群和他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每当爸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妈妈手里忙活着家务，耳朵却听着他们的谈话，不时点头微笑。闲下来时，她就坐在一旁，深情地看着爸爸，那眼中的欣赏分明是回给爸爸的情诗。

不当诗人便亏了的爸爸，在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妈妈一本集合了世界著名诗人给妻子的情诗集，在扉页上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这个50岁的男人依然“跪拜”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脚下。

我们再没有那样的时代，再没有那样的爱情了，也再没有那样的情诗了。

生命中的第三种痛

20岁那年，我被挤下了高考的独木桥，所有的梦想和荣耀在一夜间灰飞烟灭。我选择了逃离，毫不留恋地逃离了那个生养我20载的村庄，独自来到县城的一家工厂打工。我要活出个样儿来给他们看，我要让我的父母在村里老少爷儿们面前重新抬起头来。

然而上帝似乎打定主意要让我历经磨难，上班不到半年，一次意外的机械事故再次摧毁了我的憧憬与梦想——失去了左手的中指和食指。那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我一个人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承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双重疼痛的煎熬。

在出事的当天，厂方打算通知我的父母，我没有答应。这个时节，父母正在农田里劳作，他们累弯的腰身，再也不堪如此重负了。

在医院治疗二十几天后，我出院了。这时离中秋节还有三天，厂里给我一个月的假。坐在回家的车上，我的心情极其复杂。我在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曾发过誓，不在外面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去。现在我回来了，不但境况没有改变，还丢了两根手指，我觉得真是没法面对父母。

在路上，我曾几次突然站起来，想下车，想返回去。可转念一想，返回去又能怎么样呢？手指没了已经是事实。我总不能因为少了两根手指就选择一辈子不见我的父母吧。

走到村头，远远地看着家门，我甚至没有勇气再前进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村口的那棵大榆树下徘徊了多久，也不知道下了多少次的决心，我最终出现在了母亲面前。

母亲对我回来并没感到意外，只是很惊喜地说：“你们单位真行，提前放假了。”母亲以为我就是回来过中秋节的。

从走进家门，我的左手就一直揣在裤袋里。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跟母亲说话。母亲问起我的工作和生活，我都说很好。

我问父亲干啥去了？母亲告诉我，说我表哥今天结婚，他喝喜酒去了，可能晚上才能回来。

母亲问我：“饿吗？”我说我早上吃过饭了。母亲说：“你渴了吧，到屋里凉快一会儿，我去东头的瓜地买两个西瓜。”我说不用，可母亲还是拎起菜筐去了。

母亲在递给我西瓜的时候，我是用右手接过来的，在吃西瓜的时候，也一直用右手拿着，左手一直放在裤袋里。

啃了几口西瓜，可能是过于紧张吧，我竟不慎将西瓜掉在了地上。去捡西瓜的时候，我用的也是右手，这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问我：“你的左手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只是碰了一下。母亲听了，竟一下子扑过来，说：“快给我看看。”我不肯，转身跑回房间，母亲也跟着跑过来，她拽着我的胳膊，硬是把我的手从裤袋里拉了出来。母亲只看了一眼，就孩子般哇的一声哭了。

母亲反复地看着我的手，哭了足足有10分钟，这才问我：“碰了多长时间，还疼吗？”母亲没有问我是怎么碰的.、厂方是怎么处理的这一类事情。在她看来，碰的过程已经不重要了，她不能接受的是这个结果。

一整天，母亲都神情呆滞，说话也总是前言不搭后语。我试图以强装出来的笑容安慰她，但每次出现在母亲面前时，引发的都是她再一次的哭泣。

到了晚上，躺在床上，我没有睡着。十点多钟，父亲回来了。父亲一推大门，母亲就立即打开了院里的灯。我知道母亲根本就没有睡，她在等父亲。

也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父亲就匆匆地推开了我的房门。我知道母亲在这三五分钟里，已经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

父亲打开了我房间的灯，他喝了很多酒，推开我的房门时，我就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气。打小就很害怕父亲，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实在不敢面对他，只好假装睡着了，紧紧地闭着眼睛。

父亲来到我的床前，扶着床头，慢慢地蹲下来，把头靠近我放在身上的那只手。父亲的眼睛有些近视，他的脸离我的手很近，我能感觉到他呼吸的气流喷到了我的手上，热热的。

父亲看过我的手之后，竟一下子坐到了地上。也许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他坐在地上半天才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我偷偷地看到他也流泪了，无声的。

父亲站稳后，挨着我在床边坐了下来。他的手几次抬起来，伸到我的手前，好像想要摸一下，但几次在要触及我的手时，都又缩了回去。

此刻，我真想一下子坐起来，扑到父亲的怀里，大哭一场。但我还是忍住了，甚至把呼吸都屏住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走到柜橱边拿来了一个枕头。他轻轻地把我的手拿起来，平放到那个枕头上。他是怕我晚上翻身时，碰疼了伤口。

父亲离开我的房间时，脚步很轻，他几乎是一点点地挪出我的房间的。不一会儿，我听到父母房中一阵极力抑制的抽泣声……

那是低低的极度压抑的痛苦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她泣不成声，最后竟哭得喘不过气来。父亲低声的悲泣也一点点地传入我的耳朵。

我终于明白：我的身体是父母所赐，自己的两根手指，是连着父母的心啊！其实，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疼痛不是身体残疾之痛，也不是希望破灭和生命抉择时的心灵之痛，而是这第三种疼痛——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痛苦却无法“代子受痛”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