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分红散文
在繁忙的场院里，上一场粮食刚刚打完收好，下一场庄稼就又平铺开来。打下的粮食还来不及运走的，堆成了一座座黄灿灿的小金山。这些零食除了生产队留一些种子和饲料外，再按人头分给各家做来年的口粮，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直接装上车，送往公社的粮食所，上缴国家，也就是交公粮。
交公粮，在我国的历史上，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古时候叫皇粮国税，征收公粮，主要用于战争。解放后，政府建立了管理粮食的粮站系统，以生产队为单位，继续征收公粮，作为一种义务。到了二十世纪末，又改为农业税。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不但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政府又反过来，实施农业补贴政策，简称粮补。
记忆里，送公粮所用的运载工具，一般都是大马车，偶尔也有用老牛车的。在送公粮的日子里，四面八方通往粮食所的大道上，天天都有一台台装满粮食的大车。在粮食所大门前，等候交粮的大车，常常沿街排出去二三里地远，场面十分壮观。
送公粮是个比较苦的差事，常常要在粮食所门前等候大半天。时值冬天，车老板们都有厚实的御寒装备，大皮袄是里边带羊毛的那种，缅褶的大棉裤，裤腰高到腋下，牛皮靰鞡里垫上乌拉草，走在雪地里“吱嘎、吱噶”地作响。每一挂送粮的大车，除了车老板，还要跟一个临时掌包的，给车老板打下手。
那个年代里，没有饭店或小吃部，肚子饿得受不了时，只好到供销社买点儿干粮，还得用粮票才可以买。临来的时候，车老板会想着给牲口带足够吃一天的草料。
尽管条件艰苦，车老板和掌包的都很愿意送公粮，因为每去一次，都有一元多的出差费。这是挣到的一个工日的工分外，又额外的补助。那时候的一个工日，还挣不到一元钱，这就相当于一天挣到了两三天的工钱。
掌包的任务，除了负责卸车，还要照看好车上的粮食，同时与车把式做好配合。车把式赶车，坐在车前且面朝前，而车上的东西都在他身后，无法照看。掌包的便坐在车顶，面朝后，车上的东西均在他的监控之下。他既要照看着别掉下去，又要防备有路人顺手牵羊。
由于当年粮食紧张，确实有极个别游手好闲的不法分子，打着送粮车的歪主意。送公粮的大车，常常要起早贪黑地去粮食所排队，大车行走在路上，马蹄声和车轱辘声会传出去很远。偷粮的人便在夜里出来，猫在路边，如果发现某一挂大车上掌包的在打瞌睡，便窜到车后，猫腰尾随，用一种叫“探子”的盗粮用具，就是一头带尖儿的`钢管，扎进麻袋，粮食就会顺着钢管流出来，流到他接着的袋子里。偷粮人用探子偷走的三四十斤，对于一车粮食来说，出入不算很大。即使发现了，掌包的自己失职，一般都不会声张。偷粮的人也不敢在一挂大车上多偷。如果公家发现粮食丢多了，就会追查。一旦被调查出来，就会上纲上线与政治形势挂钩，轻者被游街示众，批斗挨罚，重者定罪判刑坐大牢。
熬过了吃集体食堂和吃“代食品”的三年困难时期后，口粮开始按人头分送到各家。当时有句顺口溜，“够不够，三百六。”在锅里没有什么油水的年月，一般人家的口粮都不足。到了夏季，孩子多的人家就有可能断粮了，好在这时青菜差不多下来了。在乡下，总可以找到充饥的东西，也有用米糠或新下来的土豆代替主食的，不至于把人饿死。我小时候家里也断过粮，但印象不深，原因是没有挨过饿。后来达到人均口粮四百二十斤，情况就大有好转了。
六十年代之前，东北乡下的主产农作物是高粱、谷子、大豆、苞米，也有少量的糜子和小豆，还在涝洼地种过不怕涝的稗子，偶尔遇到苗没出齐的地块，就补种成熟期短的荞麦。到了七十年代，由于追求总产量，大苞米便占据了农作物种植的主打地位，其他农作物相对缩减，苞米面也就成为东北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在那个勉强填饱肚子的年月，东北人吃苞米面，就像山东人吃地瓜干儿，吃腻了也得吃，不吃饿呀！
分口粮的那一天，也算乡村里的喜庆日子了。队长要选派几个责任心强又觉悟高的人，在场院里负责分粮食。有负责灌袋子的，有负责扛大秤的，有往袋子上写户主名的，还有记账的，有装车的……一般都是按大约数量，先用大秤量一下，再将出入用小盘秤进行微调，多退少补。
往各家送粮的大车，一次拉出来好几家的口粮，这就要由细心的人照看着，不能送错。再由几个精明的壮劳力跟着车，到了哪一家门前，一边喊门一边把粮食给背进去。一般都是几麻袋，有整有零。进屋后要告诉主人，这一袋子是多少斤。主人也会做个记录，以免出现差错。麻袋子一般不用立马收回，等安置好之后，主人上工时，捎回场院交给保管员即可。
场院里每打完一场粮食，就会存下一些碎柴禾，推积在场院里很占地方，影响打场。这时，生产队就派半拉子，赶着老牛车，一家一车送给各家。从屯子里的这一头一直排到那一头。如果碎柴禾不是很多时，就由保管员站在村头喊：“分碎柴禾啦！”意思是各家自己带着家什，去场院领取碎柴禾。听到喊声，大人就会打发孩子拿个麻袋子什么的去场院领取。这时的场院里，已由专人把碎柴禾按屯子的总户数，平均分成一户一堆。碎柴禾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去领的人随便装哪一堆都可以，也不用跟谁打招呼，如果到了一定时间，迟迟没有去领取的，就算自动放弃不要了。
由于这些碎柴禾末子太散碎，各家就都像架障子那样弄个柴禾栏子。柴禾栏子一般用整捆的秫秸围成，密不透风，严严实实。从场院背回来碎柴禾，里边或多或少有星星点点的粮食，领取回来就直接倒在院子里，让自家的猪拱鸡刨后，再归拢到柴禾栏子里去。
临近小年的时候，生产队就该归拢账目，准备开资分红了。队长先组织召开一次队委会，就是生产队领导班子会议，其中班子成员有：队长，也叫政治队长；副队长，也叫生产队长；生产组长，也叫打头的；车马组长，就是头一挂马车的车把式；妇女队长（或妇女组长），就是女社员里打头的；还有保管员、会计、民兵排长和农代表，也有的身兼双职。一共可能是九个人，也可能是七个人。会上商讨的议题，就是根据这一年集体经济收入情况，确定每一个工日应该“勾多少钱”。也就是说，将劳动力挣到的每十分工分，折合成人民币多少钱。
生产队的资金收入来源，有国家给返回所交公粮的钱，是按较低的公价折算的，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来源于集体的副业收入。风调雨顺的好年头，可能勾上一元或更多，收成不好的年头就可能仅勾上几角。在当时，还听说有的生产队减产歉收，穷得勾了负数，那意思是社员出工干活儿越多，挣的工分就越多，但欠下公家的账也就越多。人们把这种情况也叫倒找钱。白挨了累还得倒贴，我对此一直很费解。
生产队班子商定了勾钱数之后，还要上报到大队，等待大队审核后批准。大队把勾钱数批下来了，会计就把每一家劳动力的工分折合成现金，然后扣除口粮钱，同时扣除过节分的猪肉、平时分的瓜果以及杂七杂八的钱，最后的剩余，就是所分到的“红”了。劳动力少而人口又多的家庭，很可能分不到红，甚至会欠下债。劳动力多的人家，分到的红自然就多，可能多达几百元。
其实在生产队年底分红之前，各家能分到多少，基本都有个小九九。如果有一定的收入，就会做出各自的打算，或翻盖房子，或给孩子娶媳妇，或打制家具，或大人孩子添置新衣，办置年货。欢欢喜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为了给社员们多分一些红,有些生产队就会搞副业生产，一般会经营个粉坊或豆腐坊什么的。而我们火烧泡子只有家庭副业，集体什么副业作坊都没有。如果不知情外乡人，可能以为我们生产队集体经济在收入上少了优势，其实不然，我们生产队每年的副业收入都相当可观。人们经常议论这样一种现象，说一个单位里，如果领导有哪方面的嗜好，哪方面工作就抓得特别好。我们火烧泡子的队长是我大舅，在他当队长之前，一直是队里赶头一挂马车的生产组长，外号叫大老板子。他当了队长后，我们生产队的马匹，个个膘肥体壮，搞副业也是在车马上研究做文章。
收完秋之后，生产队的大车就不那么忙了。即使打场，也用不着太多的马匹，而且打场的活儿不重。送公粮时，也可以用老牛车，不管什么车，到了粮食所一律需要排队等着过称，因此走得快慢，到了之后也就无所谓了。冬季往地里送粪，也没有太远的路，大田地都是在屯子周围，老牛车完全可以。这时，有经济头脑的队长，可能就会偷偷地派出两挂大马车，进城去找拉脚的活儿，挣外快。
进城拉脚的收入，相当可观，可以壮大生产队的副业收入，尤其是到了年底分红时，可以多“勾”两毛。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反对搞资本主义，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管是家庭副业还是集体副业，都属于不务正业，一律受到限制。“上边”有明确要求，不允许以冬闲为借口，搞拉脚一类的副业。因为影响农业生产，那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罪名就严重了。
为了达到进城拉脚的目的，在“上有政策”的情况下，如何想出“下有对策”的办法，这就需要变通。一个生产队，每年至少会有三四匹马下驹，马匹逐年增加，就可以把多余的马匹卖掉。那时候，在城市的周边地带，专门设有骡马市场。进城卖马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赶着两挂马车去卖。等到了城里的的大车店住下后，就不仅仅是卖马了，还可以卖了再买，买了再卖，通过倒买倒卖马匹，可以赚到一些钱。同时还可以借着住在城里这个机会，干一些拉脚的私活儿，挣到丰厚的运输费。
记得那些年的冬季里，常常听说生产队的大车又进城卖马去了，去的除了两个车老板，还要有两个掌包的。其中一个是懂得相马的，也叫马贩子，另一个兼管账目的，一般是个没有私心的倔强人。队长也要常常过去关照一下，关键时需要他拿主意掌舵。
相马，是一门不浅的学问。要通过观察马匹的外形外貌，来了解一匹马身体结构的优劣，进而推测判断这匹马劳动能力的高下。当时会相马的人，差不多哪个屯子都有，或许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吧。能不能通过贩马挣到钱，那就看马贩子对马匹的识别能力，或者说业务精不精了。
我有个二舅，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三姥爷去世得早，因此从小就没人管的二舅，在十五六岁时就开始出门在外，自己闯荡，没有成为规规矩矩的庄稼人。他很少在队里下地干活，经常跑外边干一些私活挣现钱。或许他就是为了躲避农活，除了会瓦匠手艺，会拉胡琴，还学会一些杂七杂八的其他手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赶过大车，但他却是个特别会相马的马贩子，在这一点上，就连那些车老板也自愧不如。
由于马在体形上各有不同，因此便有了相马的标准。曾听二舅说，一匹优良的好马，应该是：眼睛大而圆，饱满有光；小耳尖立，转动灵活；头稍小而长，骨骼轮廓分明，腮肉少……还有颈、肩、背腰、四肢、蹄子什么的，都可以作为鉴定标准。可惜我对此没有兴趣，越听越发晕。后来我还听说，有经验的马贩子在马市上，袖子里藏着一个不大的小鞭子，当他看好了哪一匹马，就冷不防往马屁股上抽一鞭子，那马被抽疼了，就立刻在马市里跑起来。就在马的跑动中，它的价格，便在马贩子的心里有了数目。
骡马市场上有个自古传承下来的规矩，讨价还价是不可以公开谈论的，双方只能在一个狗皮制作的筒里捏手指头，俗称“盖盖摇”，也叫“袖里吞金术”。那个狗皮筒子叫做“袖筒子”，双方在“袖筒里”用手讨价还价，对方一摸就知道。就像《康熙微服私访》里买卖人之间说的“拉拉手吧”，两只手在“袖筒子”里相互比划着，摸着，各自心照不宣，但旁人无法知道。
若想寻找拉脚的活儿，就把大车赶到联系活儿的固定点上等候，也有到大车店来找车的。遇到拉脚的活儿，谈好价就可以了。
每天到了晚上，不管是买卖牲口的，还是拉脚的，都回到大车店住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马车是乡下最主要运输工具。大车店，是以接待车马为主的店铺，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和城市附近，据说始于清末和民国初期。后来有很多地名如郭家店、瓦房店、普兰店的由来，都是袭用了原来某家大车店的名字。
大车店一般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通敞大间，南北大火炕，地上放张木桌和几个长条凳，洗脸盆、猪胰子和毛巾一应俱全，冬季里屋内还会搭建个大火炉子。院里有很大的马厩，有木质喂马槽，有伙计帮喂马和照看车上的货物。住店价格比国营的招待所要便宜得多，进城的马车去住大车店，无疑是最佳选择。
大车店天天纳客，也带动了周围很多产业的发展，据说在解放前，大车店附近除了有马具商店，还有挂马掌的、卖小吃的、说书卖艺的、开小茶馆的，还有流窜卖瓜子的，卖烟卷的，做暗娼的。每到晚上，大车店门庭若市，四周灯火通明，三教九流粉墨登场。解放后的大车店也挺热闹，吃罢晚饭，车老板们常常在客房里或聚到院子里，一边抽烟一边闲聊，或近期的天气，或家乡的收成，或家庭琐事，或奇闻异事什么的。也可以到附近的说书馆听上一段评书，小剧场里还有二人转，都是草台班子，一男一女在台上打情骂俏，台下鼓掌的，吹口哨的，起哄的，十分热闹。到了夜深该睡觉的时候，回到店里，钻进被窝，一会儿便鼾声大起，进入梦乡。第二天一早，车夫们便纷纷起来套车走人，各忙各的事情去了。
临近春节，拉脚的大马车颠颠地从城里返回。带回一冬天拉脚的收入，填充到年底分红的账目里，多勾几毛，给辛苦了一年的社员们增加一笔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