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火记忆散文

几年前的我面对记忆中的自己，禁不住认同了乡亲们对我的看法，小时候的我确实算是一个“另类”。

那年应该是分产到户后的第一年，我也在读小学三年级。那时的田地重新分到了各家，辛苦是比以前辛苦了，可家家户户至少都能吃饱饭了，而生产队的管理也还被多数人所习惯性地认可。那时的村子里也刚刚拉上了电线，只是电却不能保证天天会有，一个月一半的时间倒是仍旧在用煤油灯。在那年的冬天农闲时间，能吃饱饭的老年人从这家串到那家，谈天说地，有人说到了社火。就有老人提议，把丢下的多少年的社火重新给弄起来。这个提议像感冒一样立刻传遍了整个生产队，并且在临近的一个队也产生了反应。两个队的队长马上顺应民意，向公社领导做了汇报，公社领导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后，得到了两个字：可以。于是，在腊月初村子就成立了“社火筹委会”。

尽管有二十多年没有闹过社火了，并且好多东西，像衣服什么的，就算是去买在当时也买不到的，而像锣鼓这些东西，买当然可以买到，可要是全买的话，那所需的钱数村里人根本没办法承受的。在宣布正式要闹起来的时候，就有人主动承担了这些东西的制作、修补或者是外借。所有需要提前做的.都安排妥当之后，就剩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事了，资金怎么解决。队长们说公社书记同意闹社火，可私下里也说了没有资金支持。于是，两个队的队长把各家主事的人叫到一起开了一个会，在所有人都同意的基础上，订了一个原则：一家出一个人，出一份钱，要是实在出不来人的，就多出一份份子钱；要是实在出不来钱的，就多出一个人。我们家父亲在外工作，不可能参加，尽管我才十岁左右，村里人说按我的长相当“俊婆子”最合适，可我却坚决不同意，管事的人没办法，说：“那好，你就当个棒槌子吧！”可我还是不同意，结果，我们家就多出了一份份子钱。

后来有段时间回想起来，我也确实觉得自己奇怪，那时的饭确实是能吃饱，可肉几乎还是一年吃不上几回的，而在社火队里，每天晚上训练完后，都能吃上几块肉，这么好的待遇，我怎么就不去呢？而对于社火，当时自己也不是说不喜欢，几乎每天晚上，社火队成员集中起来训练时，我也都在那里，和他们一起敲锣打鼓的，甚至我还比他们中的一些早学会了打鼓。也正是在那时，我听那些兴致勃勃的老年人说到了社火是怎么来的，他们说社火源于一次战争。说是曾经有一个皇帝，御驾亲征到了一座城。结果，被敌人的千军万马包围在了城里。眼看着城里一天比一天危险，派出去打仗的将领几乎每出必死。他实在不愿意投降，就找大臣商议计策，有一位大臣说：“皇上，我们一计，不知皇上听不听？”皇上说：“当说无妨！”于是这个大臣就说要主要成员都装成一个戏班子的样子，这个怎么装扮，那个怎么装扮，一路敲锣打鼓，也像个戏班子，这样表演着，或许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过去。这条计谋尽管有些危险，可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皇帝只好同意按计而行。没想到结果却出奇地好，皇帝终于逃了出去。为了纪念这次出逃，所以有了社火。尽管这故事很吸引我，尽管打鼓的声音也让我很振奋，可每次等他们正式开始训练时，我却会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他们回家。记得好几次，我没有提前回去，可在他们开饭前，我还是不顾我叔叔伯伯们的劝阻很执拗地离开了。这种奇特的行为，在村里老辈人中我就成了一个另类。每次和他们相遇，他们都会说这事，渐渐地我就不愿意和他们相遇，在碰到他们时，我就提前躲了开去；实在躲不开，我也只是打声招呼就匆匆地离开。或许，这是我后来再也不去参与社火的原因吧。

社火终于在锣鼓声响过好多个晚上后在我们队的打麦场上正式亮相了。担任“老爷”的是村子里辈分最高岁数最大的人，他和“陪老爷”以及“会长”们仍旧穿着平时的衣服，打旗、抬大鼓、鼓手、敲锣打钹，说是衣服还没有准备好，也都穿着平时的衣服。其余的报子、衙役、膏药匠、傻公子、丑婆子、俊婆子、腰鼓手、大花子、小花子、棒槌子、大头和尚都穿着新做的衣服，瘟神爷反穿了一件羊皮袄。尽管当时他们都没有画脸，可当他们穿着那身服装出来后，全村的人都很新奇地想围过去看个仔细，而大头和尚抖动着特制的大头时，人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一个远房堂叔特意画了脸扮成丑婆子，他夸张地表演各种妇女扭扭捏捏的动作时，整个村子的人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等社火队正式在麦场上走起来时，那气势让我要多后悔有多后悔。好多年之后的一个春节，和母亲说着各种往事，不知怎么就说起了社火，渐渐地话题就到了那年的社火，母亲很有兴致地说到了那个堂叔，说他的表演是那么可笑，可他已经不在了，我就乘便说了那年我没有参加，让家里多承担了一份份子钱，母亲说：“那年你被学校选上参加全公社小学生数学竞赛，你每天都要做题，哪有时间参加社火哦！”一直放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被搬开了，我也明白我被称为“另类”的原因，可我不明白我怎么自己会不记得竞赛这件事？或许，那次数学竞赛我的名次很差吧？可我真的已经一点都想不起来那次竞赛了。

以后没几年，电灯越来越亮，渐渐地即便是在打麦场上演练，也不再需要生起几堆大火，而是直接拉一条电线接几个电灯就解决了问题。社火也成了每年都有的项目，后来还增加了什么旱船、高跷子，但人们的兴趣却似乎一年比一年低。在我们村子，有些蹊跷的是每年的“老爷”都会在那年年内去世。在死过几个人后，几乎找不到人当“老爷”了。好像是我初中的时候，实在没有人愿意当“老爷”，我爷爷作为一个老党员是被几个党员劝说着才去当了“老爷”，好在他似乎确实有“老爷”的命，当了好几年，一直到社火不再办了，他还好好地活着。

再后来，有一半的人家都有了电视机，大大小小黑白彩色各种牌子的都有，好多人家也盖了新房，房子里有了火炉，社火也没人愿意去组织了，有人组织也很少有人愿意响应了，乡政府当成是一件任务分配下来，还给一定的生活补助，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弄。有些实在没办法推辞，也只是草草地找几个人凑合一下，在政府需要表演的时候，才坐到车上到指定地点后开始装扮，一表演完就急忙卸妆走人。

现在的我想起社火，最难忘记的是正月十五晚上的“送瘟神”，所有的人都用手边能拿到的东西，追着朝扮成是“瘟神”的人扔去，老年人说谁要是能打中谁将一年好运。那个“瘟神”就在众人的追击下朝田野尽可能远地逃去，留给村庄冬夜的是人们远远近近相互追赶着的笑语声……

尽管社火已经渐行渐远了，但它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时不时地想起那一个个妙趣的场景，我的心会暖暖的、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