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那一缕白发感人散文

我天生愚钝，用我们北方话说，就是实心眼儿的人。小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不喜欢我，甚至嘲笑我。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性格太实在，给个棒槌就当针（真）；二是因为我容貌丑陋：半张脸上，被一块桃子形状的胎记占据了三分之一，棕黑的颜色特别扎眼，而且恰好在嘴角处。所以，我经常被调皮的同学愚弄，不是假传老师圣旨说让我去做这做那，就是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小馋猫、小馋猫，天天偷吃桃！但张老师喜欢我。 每次我被同学愚弄到张老师那里去，张老师先是莫名其妙，随后就温和地说：哦，你来得正好，我正好有事要找你，你把这个黑板擦拿到班级去吧！有时，张老师让我搬作业本，有时让我帮着她买一包烟。总之，她从没让我尴尬过，更没训斥过我。事后，调查出是谁愚弄了我，她会把那个同学单独找到外面谈话。久而久之，愚弄我的事情就少了。 张老师经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我：学习认真，成绩好。每次语文作业中的组词造句、写一段话的题目，我总被点到名字，还要自己站起来朗读自己写的句子或短文。渐渐地，我身边经常围了几个同学，跟我请教问题。有时让我帮他们造句。同一个词语，我要造出几个不同的句子给他们，免得他们作业雷同了，好像抄袭了似的。

上二年级的时候，因为交不起每学期2.5元的学杂费，家里让我休学一年。张老师得知情况，给我找了一套旧课本，让我在家自己学习，遇到不会的问题就去学校问她，还特别强调：“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你就来参加。”我在家的主要任务是哄孩子——比我小9岁的还在襁褓里的妹妹。她大多时间是睡在摇车里的。母亲喂完奶就把她交给我，我给她换、洗尿布，还要给她洗沾着焦黄粑粑的屁股。她醒着的时候，我就举着一些有点色彩的小东西摇晃着逗她玩；她困了，我就把她包好绑在悠悠车上哄她睡觉。这时候，我可以拿出课本学习。我用脚尖轻轻掀动悠悠车的侧面，让悠悠车不停地来回摆动。因为悠悠车的两端挨着炕席的部分都是顶点朝下的半圆，从一侧轻轻推，它就可以来回摆动。用脚摆动悠悠车，要掌握好力度：劲小了悠悠车不摆动，劲大了就会翻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练就的这个本领，反正只要妹妹睡觉，我就趴在炕上，用脚尖点着悠悠车，保证悠悠车轻轻摆动不停下来，然后双手该写字写字，该算题算题。有时她躺在悠悠车里半天不肯睡，我就一边摇着悠悠车，一边读课文给她听。反复读两遍，我就背诵下来了。就这样，我一边哄着妹妹，一边自学，到了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就去班级跟同学们一起考试。每次成绩出来后，老师都抄一份成绩单让同学捎到我家。在家休学一年，我的成绩竟然没掉下前三名。

于是，第二年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张老师还让我跟着原班上三年级，我一点也没落后。 可能是爹妈看我休学一年没影响读书，四年级的时候，又让我休学一年在家，然后再回到学校跟原班级上五年级。但是，五年级寒假过后，我转学到了别处，和张老师分开了。 和张老师告别那天，是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天。因为就要放寒假了，学校发的煤已经不多，教室的炉火一点也不旺，同学们瑟瑟着把两手交叉着缩到袖管里，端着胳膊放在课桌上。快下课时，张老师把我要转学的事告诉了同学们，大家都转头朝着我看，满眼的惊讶。张老师最后说：“我们相信她到哪里都是最好的学生，让我们等着听她的'好消息吧！”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赶紧背着书包跑出教室。跑出去十几步，我突然想起来还没跟老师说再见。猛回头，发现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正朝着我挥手。我第一次仔细端详老师：她消瘦的瓜子脸上，不知何时堆上了皱纹，满眼的慈祥从眼角溢出来，挤得皱纹很好看。齐颈的短发有些花白，用两只黑发卡卡在耳后，然而有那么一小绺不听话的，从发卡边缘滑下来，被寒风吹到了额前。我跑着扑到老师怀里，呜呜地哽咽起来。老师用她的大手为我擦泪，那手暖暖的，但有点粗糙。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别哭了，这么冷的天会闪了脸！记着：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有出息！” 离开张老师后我再没有休过学，一直读完了初中、高中。高中毕业我自信满满地报考了大学本科。按照往年的录取方案，本科上不去，还可以录取到专科。没想到那年高考录取方案有变，我以低于分数线11.5的分数落榜了。原想等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给张老师报个喜讯，没想到，我行囊空空，觉得无脸面对江东父老，更无脸联系张老师。

辗转几个年头后，我总算拿到了大学本科学历，做了一所乡镇中学的教师。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同事家的电脑里听到了歌曲《好大一棵树》，我当时就流泪了，我想起了我的张老师。多年积压在心头的思念潮水般涌出来，我决定去看看她。 仲秋，细雨霏霏中我乘坐的大巴抵达了张老师居住的小镇。几经询问，终于找到了张老师的居所。敲门那一刻，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心里想象着张老师一定很老迈的样子，我还能不能扑到她怀里哭一哭？可是，敲了半天，屋子里始终没有传出老人走路缓慢而拖沓的嚓嚓声。 “你好！你找谁？”循着身后传来的问话声，我猛回头，只见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士站在院子里。我说明来意，他沉吟片刻说：“跟我走吧，我带你去见她！”路上，他告诉我，他是张老师的小儿子，张老师在我转学后的第五年就去世了，肝癌。 他把我领到了张老师的墓前。 墓碑上，张老师的照片已经有些褪色，但我能辨析出她额上的皱纹，尤其是耳际那一缕不听话的白发，依然如当年一样清晰。墓碑前，放着一束鲜花，大概放了两三天的样子，花叶蔫了，花朵还开着。 张老师的儿子告诉我，经常有学生来看望张老师，工人、农民、干部、军人、教师……各种身份的人，所以，张老师的墓前从不缺少鲜花。

张老师的儿子理解地转身去了远处等我，留下我独自跟老师说说话。我跟老师说了分别后的经历，有挫折有委屈，当然也有快乐和收获。老师静静地听着，当我告诉她，我也做了老师，成了和她一样的人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照片上的白发飘动了一下——她一定是很高兴，长大后的我，已经成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