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大场院散文

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以前，每个生产队都有大场院。生产队的大场院通常设在屯外。大场院是一片平整的空地，比足球场还要大一些，主要是生产队用来打谷晒粮的场地。周围用泥土叉起高高的围墙。大场院也是生产队集体劳动较集中的场所。

每年麦收前，生产队长都要组织社员收拾场院，收拾场院也叫溜场院。溜场院是有经验的车老板子指挥几匹马拉动带有尖锐铁齿大耙，先把场院上的土浅浅地剥开，而后挑来清水泼在散开的土块上，土块很快就在水的作用下松软地化开了，人们把事先准备好的切碎的麦秸均匀地撒在上面，将土与麦秸混合整平，然后把马牵来套上石磙子，一遍一遍地碾轧泼了清水撒了麦秸的场院，直到把场院上混合着麦秸和泥土的表层碾压到一定坚硬的程度，不致挤压进粮食颗粒为止，才算把场院真正溜好。

收割时节，生产队的大车小辆把成熟的庄稼运到场院，科学排序（打场脱粒顺序）整齐地码好大垛。

粮食进场院，队长首先就要安排准成人看场院，主要是怕收回的粮食受损失。看场院的白天晚上两班倒，全天不能漏岗。晚班的就住在场院大门右侧的临时窝棚里。夜里也要经常拿手电在场院的四周察看一下。看场院很辛苦，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干上的，因而但凡看场院的也都很自豪。我所在的生产队看场院的李二歪最认真。他的手里总是拎个棒子来回转悠。一旦见到鸡鸭或是谁家的猪靠近场院，他会“嗷”一嗓子随后摔出手中的大棒子。记得有一次，李二歪一棒子下去把邻居家高大姨家的老母猪打掉崽子了，不让人的老高大姨急眼了，最后车队长出面由生产队赔了一斗苞米息事宁人。

“脱粒”是一年中最脏最累的活儿，是场院里最热闹的时候，也是生产队全体劳力最忙碌的时候。在场院里没黑没白地干活，要趁天气好首先要把割下来的麦子变成粮食。从麦垛到打麦机完全由人组成一条传送带，有人从高高的麦垛上把麦捆扔下来，垛下有人专门把麦捆打开绕子，往打麦机里送的人最有危险，记得本屯的一只手王老大，就是因为往打麦机里送麦子，衣袖卷进打麦机，把右手铰断。打麦子最呛人，即便戴着口罩，鼻孔、眼窝、耳朵眼儿都是黑黑的。场院上的老鼠很多，平时看不见，翻开垛底子一窝一窝的。那时候，老鼠也给乏味的.辛苦劳动带来了乐趣，见到老鼠四下逃窜，年轻力壮的劳力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叉子抽，飞脚踩踏，大伙呼喊着，真正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壮观场面。

谷子高粱等作物脱粒，那时一般不用机器，而是通过打场。所谓打场，就是把收割下来的谷物平摊在场院里，用马拉磙子碾压使果实脱离秸秆的过程。几个石磙子，几匹马，一个挥鞭子的人，共同完成了庄稼从春到秋的一个完美的浓缩。以人为中心做了数不清的圆周运动，庄稼就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庄稼成为了现实的粮食，成为了人类囤积的物质和赖以生存维继的精神根本。

脱完粒，接下来就是扬场。扬场可是技术活，要看好风向，前手腕子一抖，后手一送粮食迎风散开，形成一道立体扇面。草籽飘向下风口，半成熟的粮食也就是中间部分落在粮堆上，落在最前的也就是上半头的是最成熟的大粒粮食。我曾写过一首《扬场》诗：划起弧线，让风定夺。眼前是一片下落，垂直的下落，随飘的下落，远去的下落。飘走的不一定都是糠瘪，也许还有该成熟的果。然而，保留与扬弃，并非是风的过错。初次扬场很难掌握好木锨迎风的高度、角度和抖腕力量的分寸，因为风力不同、小麦大豆苞米重量不同，粮中杂质多少不同，一切只能随机应变，完全靠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才能扬好场。

拿竹扫帚打掠的人要将扬出的粮食分类，扫出上中下三堆。打掠看似简单，其实不一般。遇到不同类粮食和杂质各异的情况，打掠的轻重缓急和使用扫帚的部位是不同的，有时需用前端轻撩，有时需用尾部重扫，慢慢找感觉。一个生产队，真正会扬场的劳力也不多。没风时无法扬场就灌袋。将麻袋放好，袋口垫上点粮食兜住，几撮子打进去就满袋子。两人上秤、下秤，一阵工夫就肩膀先痒后肿。扎缝麻袋口轻巧，冬天干却很遭罪，人不活动冻手冻脚的，常常要换着干暖和暖和。扛麻袋是年轻男劳力的事，岁数大的男劳力只是搭个手。过秤估产，公粮入库。做囤时，要上三节跳板，脚下颤颤悠悠的。一手搭麻袋，紧盯眼前的“路”，一步步屏住气，走到最高处，头一低，手抓着麻袋角，直到把粮食“哗”地倒进囤里才会长出一口气，迈着轻松的步子走下跳板。而那些金灿灿堆成小山露天放在场院上的就是要分到各家各户的口粮了。

分口粮每次都要分到夜深。晚饭后，场院里便点亮几盏瓦数极大的灯，锃明瓦亮，整个场院如同白昼一样，每个人都是一脸丰收的喜悦。但凡分口粮，几乎都是倾家出动。拉着小推车，带着的各式口袋上常有碗大的字，赵某、李某、孙某等等。一路上，三家五家热情地打招呼。到了场院排队领口粮。孩子经常是被安排来照看自己家的东西，然而没有几个孩子能坐着，总是老实一会儿就跑开。大人也无可奈何，只是笑笑不去管他们。这时是不会丢什么东西的。常常是这家借给那家一条绳子，那家借给这家一条口袋。平时有积怨的这时便顺水推舟和解。分口粮时最神气的要数会计和生产队队长，吆五喝六地叫人。每喊一家，会计的算盘便噼里啪啦响一阵儿，喊出谁谁家，口粮多少多少。这时一家人轰地动起来围到粮堆前。撑口袋的，装粮食的，贼亮的灯光下每个人脸都有点发蓝，怪怪的却都在笑。一年的粮食啊！常常是夜半以后还能听见拉了粮回家的人一路的响动。

最初分口粮依照人口论斗分。斗是当时一种量粮食的器具，形状为四棱台，底口小上口大。有一横梁对称平分上口截面。分粮时，手持横梁打斗的人很重要，他关系到斗大斗小。打斗时“咣当”一下，斗中的粮食就实成份量重，卡板平斗时也有讲究，刮轻刮重也决定一斗的少与多。基于公平的考虑，领工队长一般亲自来打斗。不过有时因为打斗的人太过认真，得罪许多乡邻，也有个别不通情达理背地骂娘的。那时一年的口粮也实在有限，大都不够吃。社员辛苦一年，工分还不足以买口粮，几乎家家“胀肚”（入不敷出）。平民百姓苦不堪言口头发泄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家是职工户，每年都要往生产队交二百多，人口多，吃上顿思量下一顿的时候更多。生产队大场院一年只打一回场，只分一回粮。热热闹闹过了一个正月后，庄稼人更多的日子是劳作，劳作完之后依旧是吃不饱肚子。好在，这样的日子总算随着庄稼人自己种地结束了。也许有的地方还有一些人为吃不饱肚子发愁，可毕竟更多的地方已在想吃饭之外的事情了。

生产队那令人怀念的大场院已不存在了，昔日大场院现在成了村民们的宅基地。土地承包后，打场大都在自家宽敞的大院子里，只有能听到机器的隆隆声，却听不到那连天的欢笑声，也再没有满场院瓦亮的灯光和飞动在深秋灯光里的蛾子。该出现的总是要出现，该消亡的也必定要消亡。我无法让我的后辈理解饥饿就像他无法理解我无论吃啥都行的胃口，可我不悲哀，因为如今所有忙碌在厨房里的农妇们总算不用再细细地察看自家的粮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