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童年时的冤案散文
1
1997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四月，画家吴作人去世。十二年后，我在大学观看艺术院的学生作品展，搬弄吴作人的“师造化，夺天工”的艺术观念，和一个艺术院的学妹搭讪成功
还是四月，北京撤通县设通州区。十六年后，我和大学时期的女友在通州完成分手
还是四月，作家王小波去世。十八年后，我在北京的公司宿舍，从一款阅读APP上购买了第一本正版电子书——《王小波作品精选》，受书中文字启发，萌生了写公众号的想法
五月，作家汪曾祺去世。十九年后，我在北京的甲方单位，利用工作时间的间隙，读了汪曾祺的散文选集《生活是很好玩的》，受书中文字的启发，开始学习做菜
但是，这些都不是1997年让我觉得不寻常的原因。下面要说的这件悬案才是
那是我三年级的暑假
当时，我家和二叔他们一家还未分家，一起住在村子中部一个窄巷靠尽头的四合院里。二叔一家住南屋，我家住堂屋（北屋）。东厢房原是小姑住，小姑出嫁后改为厨房，与紧邻街门走廊的锅房（设灶台的地方）连通了
午后，烈日当空，密集的知了叫声和浓稠的燥热笼罩着小小的四合院。
忙了一上午农活儿的父辈们，午饭之后，都在屋里午睡。爷爷不必参与农活儿，也没有午休的习惯，午饭后便出门到只有一街之隔的邻村打麻将去了。
我和哥哥、堂哥、堂妹等五个小孩，一起蹲在堂屋门口的一棵大槐树下，乘着阴凉。哥哥在我们其余四个小孩的围观下，把一根铁丝弯成一个圆，并预留出手柄，而后用针线把一个软塑料袋的袋口缀在那个圆上，再把手柄用通明胶带缠在一根竹竿上：一个捕知了器具就此制作完成
就在我们几个小孩准备拿着这支竹竿，一起到村西的杨树林子里捕知了时，我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我从槐树下跑进东厢房，又穿过东厢房的门厅到了锅房，蒸锅炒锅翻遍了，一无所获。又折回东厢房，翻厨柜，这厨柜是由一件衣柜改造而来，比当时的我还高。厨柜里没翻出吃的，却在厨柜顶的边沿儿上发现半个白馒头。我踮起脚向上伸手，刚好够到。把馒头拿到手里，一看，我愣住了：这馒头中间被掏空了，成了窝窝头，窝窝里填满了白糖。我盯着厨桌下层，看到爷爷的红白糖罐都安好地蹲在里面
我拿着馒头正自疑惑，不知道要不要吃。这时，东厢房的门被推开了，太阳的强光像一束舞台上的追光一样，穿过门口打在我的身上，以及我手里的馒头上。我眯着眼逆着太阳光，看到爷爷蹒跚的身影，正在迈过门槛走进来。
他看到我手里的馒头上的白糖，不由分说，当下便疾言厉色地问道：“谁让你偷吃我的糖的？！”
“我没有！”我害怕地用颤抖的声音本能地辩解。
“被我抓了现行，还敢抵赖，找着挨打！”爷爷边说边抡起了胳膊，唾沫星子飞到阳光里，闪着怕人的光。
话音刚落，啪，一个巴掌就拍到了我的后脑勺。馒头滚落，白糖撒了一地，我打着趔趄跑出了东厢房。院子里的小孩都围了过来，四双眼睛里满是对我的同情以及对爷爷的畏惧。爷爷素来严厉，脾气暴躁，而且最讨厌小孩偷东西。明着来多少都可以，但凡是偷，必打无疑。然而，我实在是被冤枉的，哪能轻易承认。
爷爷见我被打了还不肯承认，暴脾气像炮仗一样被点着了。整个人竟然也变得腿脚灵活起来，追在我的身后一通踢打。围观的四个小孩，从来没见过爷爷这样打我，全都吓哭了。唯独我不肯哭，强忍着皮肉之痛，嘴里不停地小声而坚定地念叨三个字：“不是我”。
围着院子追着我打了一圈，爷爷有点体力不支，扶着堂屋门口的槐树，开始喘粗气，脚下踩着我们打算用来捕知了的那根竹竿。我站在他的对面，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心里害怕极了，但是仍然不肯哭。就在这时，已经哭花脸的哥哥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说：“不管是不是你，先承认了吧，免得再挨打呀！”我攥着拳头，望向东厢房的门口，看到那些白糖，散在地上，一粒一粒在阳光里显得亮晶晶，分明很好看。挣扎了片刻，我终于低下头，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以后再也不吃了。”
爷爷俯身拿起脚下的竹竿，抽在我的左肩头上，再没说一句话，丢下竹竿，扶着腰缓步迈上了堂屋的台阶。
我埋头抱着肩膀，蹲在地上，哭了。
2
那天我挨完打，蹲在地上哭了很久。
第二天，天刚刚亮，我和哥哥、堂哥还有大堂妹跟着父辈们一起到玉米地里抓虫子。那时，玉米苗正在拔节期，遭遇了严重的虫害，农药已经难消其患。而且，加之灼灼烈日接连数十天的炙烤，大片的玉米苗的叶子在被虫子啃咬的面目全非后，咬剩下的部分也失了水分，像被揉搓过的纸一样，萎靡地卷缩着，让人触目惊心。地头的人工机井，由于久不见甘霖的缘故，水位逐日下降，井里的潜水泵也随之越坠越深，出水量越来越小
这一年夏天的太阳，被身为农民的爸妈唤作“毒日”。
[if !supportLineBreakNewLine]
[endif]
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太阳，也记得在太阳底下挨的那顿打。
我记得后来我拿着哥哥做好的捕知了的竹竿，捕到了三只知了，其中两只不叫，是母的。
我记得街门门楣上的虫洞里住了一只马蜂，它大的离奇，翅膀极长，常常飞到门楼上一棵不知何年何月长出的，不大的椿树上。后来，那虫洞里还有粘稠的深棕色的蜂蜜流出来，先是在门楣上流挂着，最后终于滴到了门闩上。
我也记得和发小们一起在小巷子里弹过的玻璃球，和在大街上推过的从自行车上拆下的铁圈
可是，任凭我怎么努力回忆，也记不我起挨完打之后，关于爷爷的某个完整事件了。就连第二年爷爷一手主持的诸父分家这样的家族大事，我也回忆不起来爷爷当时的音容：我对于爷爷的记忆，像是中断在了那个夏天一样
分家之后，我和哥哥弟弟跟着爸妈，从那个小巷子里的四合院，搬到了村子西头紧邻大街的一户只有堂屋的新宅子。住到新宅子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在观看爸爸写春联时，对书法萌生了兴趣。在爸妈的资助下，我开始学写毛笔字。一连学了好几年，写字的功夫没见什么大的长进，对“笔、墨、纸”这文房四宝之三，却要求越来越高，攀贵踩贱。这种南辕北辙的行径在我的高中时期达到了巅峰。
3
2006年春节，正月初六一大早，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村子的'西北角坐上了一辆中巴车，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我的高中，参加寒假补习。
一周后，元宵节。我从学校回家，路过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九成宫醴泉铭》的拓本。
到家放下书包后的第一件事，是去我的写字台的抽屉里翻找笔墨。打开抽屉后，却只看到了毛笔，不见了墨汁。翻箱倒柜地找，愣是没找到。那是一瓶我从县城的一家书画装裱店买到的两斤的大瓶装“一得阁”，才用了一半
堂屋里寻不见，我就掀了外屋门帘，来到月台上，沿着月台察看各个外墙窗台。鬼使神差一般，走到了爷爷的屋门口。门敞开着，我知道墨水不可能在里面，可还是忍不住向那间屋里看去。看到两张原是并排摆放的竹床被靠墙叠放着，被褥枕头都不见了。地上没有烟头，也没有痰迹，连屋里平素很浓的烟味也变得很淡。“爷爷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在脑际浮出的瞬间，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清脆的铜铃的音，叮的一声，脊背拂过一阵凉意。转身要走时，抬眼便看到弟弟在身后，他像是一路跟着我过来的。
“你还不知道吧，咱爷没了，大年初七没的，就是你去学校补课走后的第二天。”弟弟不待我开口问，便用淡然的语气说道。
我听完，哦了一声，回头又看向爷爷的屋子，那空了的竹床。语塞了几秒，我又想起墨汁的事，想要问弟弟时，才发现弟弟已经离开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墨汁染了爷爷的棺材。
爸爸说，爷爷是那天中午在打麻将的时候，突发心梗，死在了麻将桌上，没遭罪。
二婶说，爷爷死的那天，早上，在外打工或上学的孙子孙女们都往家里打电话，说前一天夜里没睡好：有做噩梦惊醒的，有头疼发烧的，有起夜躺下没睡着的。我没有往家里打电话，因为我那天夜里睡得沉熟酣甜。
后记
一直到我长大的时候，才知道爸妈那个夏天说的“毒日”对于华北地区的农民究竟意味着什么。禾苗在久旱之下常常会繁衍出虫灾。耸动中国农民上千年的蝗灾，就常常爆发于久旱时。而1997年是华北地区的大旱之年，只是还没到发生蝗灾的程度。
在爷爷去世后的十多年里，我总会时不时地听到家族里的弟兄姊妹们说他们在某天夜里梦见了爷爷。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梦到过爷爷。虽然我对二十年前挨的那顿打，早已经不再计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记不起那天之后关于爷爷的任何事，甚至于在爷爷死后，梦也梦不到他
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厨柜上的馒头究竟是谁的。太多的日子已经过去，我不知道这桩童年的冤案，对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命都是孤本，记忆永远是生命中不可控的变量，谁都无法对自己的人生做一场控制变量的多样本对比。讨论一段经历对自己人生的影响，多半都只能得到一些牵强附会的结论
如今写下这些文字，只是想献给已故的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