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为你永远撑着一把伞散文

父亲谢世的时候，我只有五岁。哥哥姐姐都在上学，家里负担太重，没有多余的钱供我读幼儿园，我就跟着母亲去上班。

夏天，除了下大雨刮大风，我都独自一个人在母亲办公室窗外的空地上玩。冬天，我就被母安排在长长走廊尽头的一把小凳上，望着窗外的雪发呆。我从来不害怕，因为我知道窗子里有妈妈。很多时候，我会踮起脚尖趴在窗台上看母亲，她看见我探出的小脑袋，总会泪流满面。母亲好姐妹们，时常趁着大领导不在的时候，把我领进办公室，泪眼朦胧地给我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哭，我趴在窗台上看她们是因为寂寞。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没有哪个单位会允许职工天天把孩子带到身边上班，对于我，领导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我自认为从小就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每当母亲把院子里的大铁门“咣当”上锁的时候，我都会挥着小手跟母亲说再见，微笑着让母亲早点回来。每到这时，毫无例外，母亲都是低着头猛地转过身子，箭一般地往胡同口跑。看着她跑出胡同，见不到踪影，我抓着大门铁栏杆的两只小手就慢慢松开，身子贴着大铁门板慢慢地往下出溜，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有那么几次，母亲中途又折返回来，见我坐在大铁门里哭，就紧紧抓住铁栏杆把头抵在上面，开始哭，她的哭声会立刻让我的哭声暂停，因为太特别，她的哭声是从嗓子眼里吭哧吭哧一停一顿地挤出来的，像是要断气的那种声音。然后，她就说：“乖乖在家等着妈啊——妈没办法，妈没办法呀。”

到了冬天，我就不能再被锁在家里了。塞北的冬天奇冷，室内必须生火炉，否则人得活活冻死。我年纪太小，根本不会生火更不会排烟，如果留在家里，后果不堪设想。母亲无奈，就请求她一个同乡姐妹，我称呼“老姨”的人，让她帮忙照看我一段日子。

我家离老姨家其实并不远，现在去回想，顶多也就十分钟的脚程。可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长征。每天早上，母亲给我们五兄妹做完早饭，为哥哥姐姐收拾完学习用具，送出家门，就快到上班时间了。母亲没有时间送我去老姨家。

母亲的单位在我家和老姨家中间，母亲总是能陪我走过一半的路程。每次走到母亲单位门口，我都会和母亲僵持——“妈先走”，“乖乖先走”。每次母亲都执拗不过我，也许是她实在太难过，反正都是她先转过身走进单位大门。在走之前，母亲一定会像小鸡啄米一样在我额头深深地亲几口。不知是记忆错乱还是记忆犹新，母亲转过身去时，头上星星白发在塞北清晨寒冷的阳光中泛着光华，那个景象鲜活的存在我生命里。

然后，我就穿着哥哥传下来的`足可以盖过我脚面的厚厚的藏兰色棉大衣，像只笨小熊似的走在冰天雪地里向老姨家跋涉。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总唱一首歌“丁丁是个小画家，彩色铅笔一大把，画个大马没尾巴呀，娃哈哈。”长大之后，我听崔健的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总能想起那支歌。

这样的日子，到我上小学才告一段落。

现在，母亲己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偶尔谈及小时候，母亲依旧会轻轻轻叹息，满是歉疚和不安：“那时候，妈但真有一点办法，也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家让你一个人往老姨家走。”我嘿嘿笑，“妈，真有这事吗？”

每天，我都会送儿子上学，看着他背着小书包屁颠屁颠地走进校门走进教学楼。看着他，有时就会想起母亲办公室的窗台，院子里紧锁的大门和那漫长的冰雪路，可我眼底不再发酸。因为，我终于明白，有许多路注定要一个走，有许多事注定要一个人体会，最亲的人也没办法为你永远撑着一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