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的诗词

导语：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主要有五言和七言两种。

晚唐词家，世称温、韦。其实，除了温飞卿、韦端己之外，韩偓可以算半个。这并非意指韩偓是半个词人，而是说其《香奁集》的以诗入词;诗为心声，词乃情物。《香奁集》以诗的形式，写出颇具情物品质的词意。比较韦庄的《浣花集》与韩偓的《香奁集》，可以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虽然两者形式有异，一者是词，一者是诗。与《香奁集》里的《五更》相对应，《浣花集》里有《浣溪沙》如斯：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韦庄的另一首《浣溪沙》，有类于《香奁集》里的《绕廊》：

惆怅梦余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窗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

倘若说，《香奁集》以诗入词，那么韦庄的填词却填得像诗言志般坚如磐石。在《香奁集》里，女子的孤寂是暗示出来的，但韦庄的《浣溪沙》却直笔笔一句“孤灯照壁背窗纱”。《香奁集》极尽词的柔婉，而《浣花集》却充满着诗的硬朗。比如这首《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且不说起首“人人尽说”、“游人只合”直不隆通，也不说结尾“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斩钉截铁，即便是“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那样的笔调，也了无温婉可言。不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断言，“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是否缘此而得出的。亦即，由于韦庄把词句写得硬梆梆的，于是就显得骨秀了。本笔丝毫没有唐突观堂前辈的意思，只是觉得硬将飞卿、端己之词分出句秀、骨秀，好像不太靠谱。倘若句秀、骨秀不成立，那么李重光的所谓神秀，也就无从说起来。事实上，硬要按照王国维的划分，后主在宫中的情词远比飞卿句秀多了。飞卿填词再梳洗、再梦君君不知，也比不得后主的 “一向偎人颤”那么缠绵悱恻。同样道理，韦庄的情词总是从大处着笔，不像韩偓《香奁集》那样，擅长洞幽烛微。因此，用句秀、骨秀之类的区分，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实际上是不着边际，不着情感的边际。王国维于词乃情物，完全茫然。不知情何物，焉知词之秀?

韦庄的填词虽然颇知词乃情物，但男人家的胸臆居多，女儿家的心思甚少，从而使其填词往往具有诗为心声的特征。比较一下韦庄的《归国遥》：

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罨画桥边春水，几年花下醉。

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罗幕绣帏鸳被，旧欢如梦里。

与其另一首《菩萨蛮》：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心声的硬朗远多于情物的柔婉。《归国遥》里“几年花下醉”，顿成“旧欢如梦里”，从而“泪珠难远寄”。《菩萨蛮》里是从“醉入花丛宿”的放浪形骸，到“白头誓不归”的决绝。韦庄并非不知情为何物，而是颇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硬气，从而被王国维误认作骨秀。

不过，真要说骨秀，韦庄的《秦妇吟》倒是确实有此气度。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

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

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

凤侧鸾欹鬓脚斜，红攒黛敛眉心折。

借问女郎何处来?含颦欲语声先咽。

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

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君能为妾解金鞍，妾亦与君停玉趾。

接下去是一篇长长的倾诉，详细述说了黄巢作乱所导致的极其惨烈的荒凉景象：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首叙事诗虽然借妇人之口诉说末世图景，但笔力相当雄健。世人将此作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相提并论，誉之为乐府三绝，是成立的。比起杜甫的《三吏三别》，韦庄的《秦妇吟》更加具有史诗意味。不仅气象开阔恢宏，而且描述细致，各种人物的各种遭际，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并且，从序诗到妇吟，一气呵成。逼真的叙述描绘，既具叙事的写实魅力，又是历史的宝贵见证。有趣的是，后世的官府士子因为当年京城长安“天街踏尽公卿骨”的空前蒙尘而不愿多提此诗，而草莽革命又因为引黄巢为同道的缘故，拒绝正视黄巢贼寇如何肆意作乱以致生灵涂炭的历史真相。于是，文学教科书上会津津乐道《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甚至杜甫的《三吏三别》，却不会将《秦妇吟》选作教材。

若要说元、白首倡的新乐府运动至晚唐有何成就，那么就是韦庄的《秦妇吟》了。此作呈现的全然是充满人本色彩的悲悯情怀，了无政治正确的作秀意味。人本与民本，截然有异。杜甫继承的是孟轲开创的民本理想，而非人本情怀。民本把人看作是黎民百姓，对应于朝廷官府。人本把人看作是一个一个的，当下的，而非群体的或者被群体的。人本以人的尊严为核心，民本以为民申张做宗旨。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民本的，《孔雀东南飞》是人本的。因此，《秦妇吟》之于《孔雀东南飞》的承继，是人本的主旨，而不是民本的立场。民本者，通常具有政治正确的特征，从而容易流于作秀。

作政治正确之秀的诗人士子，一般都品行堪虞。古今中外，鲜有例外。因此，韦庄人本歌吟在中、晚唐新乐府诸多持民本立场的诗家之中，无疑鹤立鸡群;即便元、白，都相差一截。元白成就，仅止于唐诗;而韦庄《秦妇吟》，却与汉乐府、南北朝乐府的两大名作，鼎足而立。同样是避典拒拗的用语浅白，白居易的乐府歌行格局有限，历史观察也皮相而已，比不得《秦妇吟》之于晚唐历史的洞察。更不用说韦庄的既非庙堂、也不江湖的人本立场，既直面朝廷的昏庸、官府的无能，又坦言草寇的暴虐、同情无辜百姓的悲惨境遇：

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

《秦妇吟》的结尾处，诗人之无奈之悲愤，赫然可见。由此再回首韦庄的《浣花集》，便可知何以写得那么的硬朗。个性使之然也。